薄一波曾被毛泽东骂为反共叛徒

中财委成立后抓的头一件重要工作，就是稳定金融物价，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打垮投机分子。到1950年初，物价逐步稳定之后，中财委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即开始全面铺开，不到几个月时间就顺利完成。至此，建国初期平抑物价、统一财政的斗争初战告捷。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建国后，薄一波出任新中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仍兼任中财委副主任。之后，中财委在陈云、薄一波的领导下，又抓了共和国经济史上的另一件大事即调整工商业。后来，陈云对中财委这一段工作曾作过一段精彩的概括，他说：“当时我们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一统一调，‘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1956年，薄一波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家经委和工交工作。那一年，薄一波48岁。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薄一波的工作卓有成效，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戏称薄一波与其他3位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为“四大名旦”。

立场坚定薄一波与共和国肃贪第一大案

1951年11月中旬，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被揭发。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常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做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1月29日、12月2日，张子善、刘青山被依法逮捕。

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是看着刘、张成长起来的。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他找到当时还兼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反映反映。薄一波说，如果一定要反映，我陪你去向毛主席说。黄敬坚持不去，只是要薄一波把他的意见转报毛泽东。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黄敬的意见，毛泽东听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轰动全国“六十一人叛徒案”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发生一起轰动国内外的重大错案，那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也叫“三六”大案）。所谓“叛徒”，就是在日寇势力侵犯华北的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被囚禁在国民党北平监狱的这些同志，在监狱主管当局印好的“反共启事”上签了字而离开监狱，投身抗日斗争的那段往事。后来，在邓小平、胡耀邦同志的干预下，中组部经过彻底调查，最终给予平反。在这场运动中，薄一波的夫人胡明（原名李琼英，1919年10月出生于广东琼崖）被迫害致死，时年不满48岁。

当时，康生为了整垮刘少奇，把这件事与刘少奇联系起来，作为刘少奇的一个重要罪证。1966年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最近我找人翻阅了1936年8、9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并随信附上1936年有关报纸的影印件。毛泽东当时并不同意康生的观点。但是，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然后叛变，在报纸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周恩来一开始就反对康生一伙这样做，他一再申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中央是清楚的。当红卫兵就1936年出狱问题揪斗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吉林省委代理书记赵林时，周恩来以中央复电的形式答复：“这些人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就在这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收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发来的一封急电。原来，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已专程赶到西安，会同那里的造反派组织，要召开大会，揪斗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北局急电请示中央。周恩来亲自批办。11月24日，他批复道：“23日电悉，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批复送毛泽东审批，同时附信说：“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挥笔批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