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文系毕业生不爱读文学作品？

这段时间在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王敦的新书《打开文学的方式》（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促使我写下了这样一个题目。这一现象或许不总是如此，但也绝不罕见。对中国的孩子们来说，中学时代是一个人几乎每天都在抽芽成长，却必须腾挪出绝大部门精力应付各类考试的年龄段。文学，只有文学才能为中学生提供他们可能尚未经历但却渴盼经历的人生经验，譬如爱情，譬如虚无，譬如衰老与死亡，譬如对世间不正义的感知和批判。所以很多中文系的学生，在入学之前多多少少都是文学青年。

我记起许多年前我到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却人人带着或多或少的几部小说、诗集，这些文学作品有不少还是1990年代学校门口常见的盗版合订本，错误百出，却并不妨碍大家从中汲取到力量、感动和一份似乎当仁不让的冲动：

“来到中文系，就是为了当作家的。”

我相信，九成以上的中文系学生会在开学不久就遭受到老师慈爱、深邃但残酷的暴击：“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而是培养学者、批评家。”于是，用不了多久，这些原本把李白、曹雪芹、鲁迅、莎士比亚、川端康成等作家的名字挂在嘴边的学生，慢慢就只把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布朗肖、巴丢等理论“大师”的名字叼在唇上了，连学中国古典文学的也不例外。大家开始热衷于谈论文本、风格、修辞、意义，习惯于克制自己的感动、热爱和陶醉，我们甚至不再把文学称之为“文学”，而是称其为“作品”，因为“作品”恰恰是“理论”的反题，就像一个深谙商业之道的编辑不把手中的书称之为“书”，而是称之为“产品”。

我也不例外，现在竖立在我书架上已十多年的朱光潜译《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就是当时购置的。这几本书分别隶属于十分经典的“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20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基本上囊括了最重要的文艺理论书籍的中译本。

中文系具有研习文学理论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而文学理论被视为解读文学作品的倚天剑、屠龙刀，或者说，就是王敦所说的“打开文学的方式”。但是，对理论的迷恋，却常常使得不少中文系的学生反而逐渐不再阅读文学作品。这大概有三个原因。首先，理论文本的确能够磨砺一个人的理性，促使他不再满足于诗赋小说戏剧带来的纯粹的美与诗意，而是紧紧追随着哲学的“洞穴之光”，力求抵达文学真正的本质；其次，理论的力量犹如庖丁解牛，能看透、看穿、看破许多文学作品的叙事陷阱、修辞屏障和抒情动机，这会使人丧失掉不少阅读文学的乐趣；最后，研习理论比阅读作品要花费数倍的时间，有些理论语言尤其艰涩，而且绝大多数理论是舶来品，对理论的追逐必定会走到非阅读外文原著不可的地步，阅读文学的时间反而少了。

于是，许多人一只手拿起了“打开文学”的工具——文学理论，但另一只手同时却把文学给“合上”了。写论文、读学位、发文章，哪一样不得需要理论呢？有时候会觉得，只有能够迎合、言说理论的文学，没有不能解读文学的理论，如果确实没有，那就换一种理论吧。文学不仅是理论投射的客观对象，甚至成了理论的附着物，文学为理论而活。这就是为什么越是中文系的学生，越不爱读文学作品的原因。但显而易见，文学并不为理论而活，为理论而活的只能是人。

其实，乔纳森·卡勒早就说过，“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理论本身就包含了对作品的阅读，可是，我们怎样才能重新面对文学，在一个恰当的阈值内使用理论打开这些文学呢？

王敦《打开文学的方式》这本书的有趣之处正在于此。他并不是创造一个新理论，这多半是外国人做的事；也不是去介绍一个理论，这主要是中国人做的事，而是凭借他最拿手的看家本领，告诉读者怎样使用文学理论去解读文学作品。都说文艺理论的书难啃，但我觉得，更难的是告诉大家如何去应用这些理论，这需要作者具有极为娴熟的理论功底，同时又不丧失对文学的感受力，还能用恰当的话语将这种对文学的感知从字里行间解放出来。在《打开文学的方式》这本书里，作者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从五花八门的理论中选取了最简便实用的工具。

理论的确是灰色的，但文学的生命之树能否常青，端在于能否用理论打开。领略一点文学理论的精微奇妙之处，却不被其俘虏，而是读读小说，背背诗歌，这些文学能更加显示出与现实、与人性的相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