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古DNA研究：曹操墓为何难有定论

2009年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曹操墓考古发现，随后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争论。最新的骨骼鉴定结果如下：三具人骨包括两个男性和一个女性，说明最初的性别鉴定无误。（本文原题《瑞典版的“曹操墓”之争》，刊于11月2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原标题：被忽略的古DNA研究：曹操墓为何难有定论

2009年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曹操墓考古发现，随后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争论。在多个版本的“2010十大文化事件”中，曹操墓争议都占有一席之地，可见其引起的社会关注。

2013年初在上骨骼化学分析课程时，安排的有一篇阅读是关于人的古DNA研究。这个研究的主题是利用古DNA分析法辨认瑞典历史上一个著名历史人物Birger Magnusson的遗骨，发表于Annals of Anatomy上。读完之后顿觉这不就是瑞典版的“曹操墓”么？

争论的主角Birger Magnusso，瑞典贵族之后，出生年月不详。他于1248年任职“jarl”，其地位相当于拉丁语中的earl（伯爵）或者duke（公爵），即中国人所说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同时，由于当时的国王是他未成年的儿子Valdemar（因为其亲舅舅、国王Erik Eriksson死后无子嗣，他于十二岁继承王位），Birger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这个人实际统治瑞典近二十年，政绩突出，包括制定法律、改革税制、建成斯德哥尔摩等，并最终将瑞典建成一个现代天主教王国。

Birger 1235年与国王的妹妹成婚，子嗣众多。长子Valdemar于1250年继承其舅舅的王位，次子Magnus于1275年从哥哥手中夺得王位，另一子Erik（被称作Erik nobody）于1275年早逝。Birger的妻子于1254年去世，他于1261年又与孀居的丹麦王后Mechtild成婚。

据十五世纪文献记载，这个著名的政治人物于1266年去世并被葬于Varnhem。他的第二任妻子Mechtild（1288年去世）和第三个儿子Erik与他合葬。其墓葬位于西多会修道院教堂西侧的祭坛之前，教堂里有他的石雕肖像，被称为瑞典最古老的肖像。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该教堂遭火灾，Birger的墓碑在教堂重修过程中被移走，其墓葬在教堂内的具体位置从此无人知晓。

二十世纪初Varnhem扩建过程中发现一座墓葬。该墓葬于1920年被发掘，并由当时瑞典最著名的人类学家进行人骨鉴定。专家认为该墓葬中的两具成年男性尸骨和一具成年女性尸骨分别属于Birger、Erik和Mechtild。因此该墓葬被确认为Birger之墓。1997年，有专家撰文质疑最初的鉴定结果，尤其是性别鉴定结果，他们认为那具被鉴定为Mechtild的遗骨实际上属于一个男性。如此，则当初对墓葬的鉴定结论要全部被推翻。于是该墓葬于2002年被重新打开进行人骨鉴定，这次采用了人骨形态、性别、年龄、疾病以及古DNA等多种分析方法去验证三具人骨的身份。从亲缘关系角度看，如果当初对三人身份判断无误，那么这两个男性之间应该存在父子关系，而那个女性则与两个男性无任何生物学上的关系。

最新的骨骼鉴定结果如下：三具人骨包括两个男性和一个女性，说明最初的性别鉴定无误。新的分析方法还获得了更详细的信息：女性个体去世年龄六十五岁左右，有轻微的骨质疏松症状（与年龄特征相符），牙齿磨损非常轻（表明其生前食用高品质的细软食物，社会地位应该较高），这符合文献记载的Mechtild的各种情况。可能是Birger的老年男性去世年龄五十五岁左右，右眉骨有一愈合的伤疤，可能与其1240年左右参与的一场战争有关。可能是Erik的青年男性二十五岁左右去世，可观察到脊柱侧弯和胸骨畸形，表明其患有先天性马凡氏综合征（Marfan's syndrome）。这些特征与历史上关于三人的记载相符。而古DNA分析结果表明两个男性之间的父子关系并不矛盾，同时年轻男性个体与女性个体之间并不存在母系血缘关系——这些判断进一步支持了最初对三人关系的判断，同时也证实了该墓葬即为Birger的墓葬。

按道理说，在多重证据的支持之下这个鉴定应当是没有疑问了。然而，此文章最后说，为了进一步确认Birger的身份，专家计划对位于斯德哥尔摩的Birger另外两个儿子的墓葬进行开棺分析。这几座墓葬的记载都是明确的，DNA分析的结果能够进一步验证对Birger遗骨的分析结果。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这无疑是对真理的不懈探索。但是从伦理上讲，这似乎有点过了——对历史名人两次开棺之后又对其多个后代继续开棺检测。最令人吃惊的是，文章最后说开棺申请居然已经获批！

曹操与Birger两人虽然时代相差千年，地域相隔万里，其在各自历史上的地位却何其相似，都是权倾天下的重臣，并且其儿子都成了真正的统治者。在两个案例中，处于争议之中的三个人物的关系也是相似的——父亲、英年早逝的儿子（在曹操墓争论中是曹昂）以及与儿子无血缘关系的继母，并且三个不同身份的人死亡时间顺序也都是相似的（儿子，父亲，最后是继母）。如此戏剧性相似的背景，同样的身份争论，在中国和瑞典两地的考古学研究中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可以看到，关于Birger身份的论证中并没有提到随葬品，这与当时天主教的葬俗有关。当时的背景下，墓主的身份是以墓上雕像（tomb effigy）或者昂贵的墓碑来表现的。因此争论的焦点和瑞典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人骨遗存上。而在中国，判定曹操墓的最直接的证据是随葬品（尤其是石牌上的刻字），随葬品后来也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至于人骨信息，除了考古简报上有简单的介绍之外，并不见更多的研究。这直接反映了不同的丧葬习俗和考古学传统。

曹操墓的保存情况十分糟糕——墓葬遭到多次盗扰。根据《考古》2010年第八期公布的材料看，出土人骨有三具，均被扰动，其中一名男性去世年龄经鉴定在六十岁左右。其余两具人骨的性别年龄信息并未公布，然而根据官方新闻发布会的材料，这两个个体均为女性。也有其他渠道（包括发掘领队的个人博客）称两个女性个体一为二十多岁，一为五十多岁，但不知为何未在发掘简报中公布。这两个女性个体的身份一直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但是考古学家对此并没有进行有力的回应。学者对此问题的回避，可能是由于鉴定信息公布的不完整，这是一种谨慎的态度。至于另外两具女性骨骼具体年龄信息如何，既然发掘简报没有公布，我想可能是因为保存状况并不理想而无法做出具体判断。这在人骨研究领域是很正常的——性别年龄鉴定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骨骼保存程度。如果关键特征部位（如颅骨、盆骨、耻骨等）被严重破坏，则不可能给出详细的鉴定结论。

业内专家都将这次轰动全国的争议看做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的一个机会，而公众确实也通过这个事件对考古行业有了更具体的认识。遗憾的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人骨研究，还是被忽略了。一直以来没有专家出来给公众介绍性别年龄鉴定的依据，鉴定结果的可靠程度多少受那些因素影响，比如，为什么不讨论两个女性的身份问题等。这导致许多反对者在性别年龄和身份问题上大做文章。也有人提出为什么不进行古DNA分析，专家只能以技术上不成熟予以回应——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在当时，国内考古行业对人骨的研究重视程度确实有限，相关大专院校开设人骨研究有关课程的为数不多，从业人员更是极少。而古DNA研究在当时对于绝大多数考古专家来说，仍然是一个听起来熟悉但是研究中十分陌生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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