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志明：一个西方学者追鲁迅的50年路途

　　鲁迅住址使用的信箱

　　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80周年纪念日。5天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主任寇志明来京参加“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其间与《中国青年报》分享在海外研究鲁迅的心得。一提起这位自己研读了半辈子的“大先生”，寇志明先想起的却是某年凛冬的北京和一场话剧。

　　一个30岁出头的创业姑娘邀请热爱鲁迅的寇志明，一同去北京师范大学观看话剧《鲁迅》的剧本朗诵会。可惜姑娘迟到了，寇志明在室外左右徘徊，冷得直哆嗦，等候许久才进场。过程有些坎坷，但这场《鲁迅》剧本朗诵会仍给他前所未有的触动。“话剧的表达方式很现代化，很先锋，所有演员都坐在一排椅子上，每个人依次站起来说话，你要自己去猜说话的人是谁，究竟是鲁迅、许广平还是冯雪峰？观众必须要用自己的头脑看戏。”

　　话剧《鲁迅》的编剧李静，是寇志明很欣赏的一位朋友。寇志明觉得，李静是很有个性的中国作家，通过创作把鲁迅带到当今社会，令年轻人对鲁迅产生兴趣，这点很珍贵，因为此前许多中国年轻人所熟知的鲁迅只活在语文课本和考试题里，他们不免对这位名人心生厌烦。而回顾自己与鲁迅结缘的这条漫长路途，寇志明感慨道：“我当初十几岁就开始在美国读鲁迅作品，纯粹出于业余爱好，所以很喜欢他。”

　　始于热爱，在西方研读近50年，寇志明在鲁迅作品的空间里越走越深，看见真实的鲁迅，也看见英语世界鲁迅研究的过去、当下和未来。

　　寇志明说，他的家乡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偏僻小镇，那里看不见中国人的面孔。他之所以能知晓鲁迅的名字，完全源自一连串机缘巧合。上世纪60年代中期，寇志明初中毕业，偶然读到了埃德加·斯诺写的描述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样貌的《大河彼岸》。在这本书的附录中，他看到中国国际书店在美国的一家姐妹书店的地址，那家书店是美国人在旧金山所开，名字叫“中国图书和期刊”。在书店的图书目录里，鲁迅的名字第一次进入寇志明的世界。寇志明立马邮购了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鲁迅小说选集》一卷和《鲁迅杂文选集》两卷。

　　寇志明对鲁迅小说的第一印象：“看不太懂，但越看越感兴趣，用现在的语言来形容，可谓‘有挑战性’的著作。”

　　当时令寇志明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有：《呐喊》“自序”、《狂人日记》《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他被《狂人日记》的题目深深吸引了，第一次阅读，寇志明知道“吃人”是一种象征，但不明白比喻什么，以为“吃人”指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末民初要“瓜分”中国。高中毕业，在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前，寇志明开始去匹兹堡大学学习中文。有一天趁着课堂休息，寇志明举手问中文老师：“你熟悉鲁迅的作品吗？”中文老师一脸惊讶，一个17岁的美国小伙子竟然知道鲁迅！紧接着，中文老师给出一个让寇志明惊喜不已的回答：“我的父亲认识鲁迅，从前鲁迅还到过我家！”

　　寇志明当场用英文惊呼：“I don’t believe it！”——在美式英语里是“可不是吗”之意，用来加强“太巧”的语气。可中文老师显然误解了，以为这个小伙子不相信，立即准备解开自己的衬衫，说两三岁的时候鲁迅曾不小心把一杯热茶倒在自己的身上，至今肚皮上还留着一个疤痕，还要展示给寇志明看。这段际遇简直是意外之喜，寇志明的第一位中文老师，正是鲁迅学生台静农的儿子台益坚。

　　遇见了鲁迅故人之子，寇志明当场向台益坚请教，《狂人日记》里“吃人”的象征意义到底是什么？台益坚告诉他，“吃人”并非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而是指中国社会里的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台益坚说到这儿，看看周围一脸茫然的美国学生，便没有详细地讲下去。寇志明后来回想，也许因为他的父亲身在台湾，而那个时期美国冷战，政治原因所迫，他不敢在美国学生面前解释得太过深入。

　　“等到我大学毕业去台湾深造，本来想专程去拜访台静农，但畏于戒严时期，怕他不敢谈鲁迅，就没去找，现在想想都很后悔。他爱喝酒，又最懂鲁迅，而我很想了解鲁迅那些诗句的典故。”寇志明说，等长大了，才知道那次机会的难得。

　　自年轻时候与鲁迅作品相遇，寇志明就成了一个铁杆粉丝。他读鲁迅的短文《拿破仑与隋那》，认为“第一次看到如此纯粹的人道主义方面的议论”；读《“立此存照”（三）》有关对约瑟夫·冯史丹堡的电影《上海快车》的争论，觉得鲁迅写得很有意思，于是想尽办法，写信给匹兹堡二号电视台KDKA请他们播放。“半年后，令人难以相信，他们在12月底的一天夜里两点半真的播送了一次，我高兴得不得了。但看了电影以后，总觉得远不如鲁迅那篇杂文有意思。”

　　当寇志明的中文水平达到能读《记念刘和珍君》的原文，这篇文章让他感动得落泪了。“给我最深的印象倒不是纪念死去的烈士，而是让我了解到美国就没有一位像鲁迅这样能够解剖社会的有良心的作家，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像鲁迅那样的作家。”寇志明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他认为鲁迅的伟大之处，是“作为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却能看透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他的眼里，当时的美国虽然自称为自由世界的堡垒，但像鲁迅这样的作家寥寥无几。

　　澳大利亚的学者张钊贻有本著作名为《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而寇志明不认可鲁迅就是中国的尼采这一说法。“我觉得鲁迅的影响力比尼采大，尼采还没有对社会反省到这个地步，而鲁迅是帮中国人做好人，改善社会。鲁迅年轻的时候可能欣赏尼采的某一面，但不是全面肯定。”

　　寇志明将英语世界里的鲁迅研究主要分为7个阶段：翻译与介绍、鲁迅生平及其时代背景的研究、1980年以前的文学作品分析、视觉和语言学、心理学分析、在“多元化” 西方社会中的鲁迅当代研究、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贡献。寇志明指出，在目前的英语世界里，大部分对鲁迅的研究朝着比较研究和文学理论的方向发展。而过去几年，杜伯尼、卜立德、浦嘉珉、张钊贻的思想传记，和伦伯、法夸尔以及自己的个别实验性和文献性、语文性研究，填补了先前学术研究的空白。

　　纵观海外的鲁迅研究，寇志明认为美国研究成果不如日本的数量多、程度深。“日本的鲁迅研究，很多是从竹内好出发。而美国的研究者多从小说出发，不太研究杂文。”寇志明表示，美国学者在过去为鲁迅研究也做出实质性的贡献，但相对而言他们的贡献相对稀少。但近来，美国出版了三四本较为优质的专著，“足以见得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出现了一股新的鲁迅热”。比如周衫的《记忆，暴力，辫子: 鲁迅解读中国》，重点叙述了鲁迅一生四个离散的时期，特别关注了鲁迅旧体诗作和视觉艺术；格罗利亚·戴维斯的《鲁迅的革命：写在暴力之中》记录了鲁迅在上海最后也是政治味最浓的十年生活；郑爱玲的《文学的遗体：死亡，创伤和鲁迅对哀悼的拒绝》，荟萃了她对《呐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和讽刺性古代神话再创造的《故事新编》的解读。

　　鲁迅的旧体诗，是寇志明的研究兴趣所在。他曾撰文说，鲁迅用旧体诗写作，也许更容易将个人怀抱通过旧形式和古语文、典故表达出来。“在鲁迅的旧体诗中，我们看到一个无畏地批判军阀和后来的国民党白色恐怖政权的批评家，但是同时我们也能发现一位关心学生的好老师、爱孩子的家长、爱妻子的丈夫，一位人道主义者、爱国学者，同时也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胸怀广阔的伟大诗人：他怀有悲悯和失落的情感，但从未对中国未来丧失信心。”

　　曾有人质疑寇志明的研究方法，说他把鲁迅锁到了历史里，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没有把鲁迅的旧体诗带到当代世界，和英美诗人对话。“别人可以去做比较文学，但我是搞汉学的。”试图扎实用英文唤起和原文所引起的同样的情感，这是寇志明研究和翻译旧体诗的方式。

　　采访最后，寇志明忽然笑着说，很久以前朋友问他，既然研究这么多年鲁迅，那可曾睡觉的时候梦见过他？“我问干吗要梦见？朋友说梦见本人，就可以问他作品要表达的思想啦。我说没必要问，作品就在这儿！做梦我还不如梦见漂亮姑娘！”不过他随后笑称，如果见到鲁迅，自己最想和他讨论旧体诗，讨论“最难懂的一首”。“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这里头的意象究竟代表什么呢？我很想问问鲁迅。”

　　在英语世界研究鲁迅，寇志明也有一些忧心。一方面，关于鲁迅的若干理论研究仍然停留在论文形式，比较保守，然而“如果年轻的学者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识情感，那么鲁迅研究的最终结果只会是更加边缘化”；另一方面，英语学术界仍以欧美文化为中心，如果只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研究中国文学，那么汉学研究可能会被进一步边缘化。他由衷希望，能有不同背景的年轻研究者从事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沈杰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