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岁家教六次猥亵女童 公开性侵犯黑历史不该受阻

文 | 令狐卿

无锡法院近日宣判一起性侵女童案，83岁徐某某借家教名义，利用教授钢琴课的便利，先后6次分别猥亵两名仅9岁的女童，法院判处他五年半有期徒刑。随即，媒体揭露此人在1981年、1996年因奸淫幼女罪分别被判刑四年和七年，这人原来是性侵的惯犯。

性侵犯时常再犯事，这是犯罪心理学上提供的理论，在这一桩判例中，证实这种推断是有依据的。假设一下，如果徐某某性侵犯的黑历史能在社区公布，断然不会有人请他做家教，也就不会发生这起猥亵侵害。公开性侵犯信息，形成常态化公布机制，应该提上日程。

（图片源网络与内容无关 来源：网络）

本月初，江苏淮安市淮阴区法院将四名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罪犯信息公开，禁止其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工作。对于这个判决，有赞有弹。先不说赞成的理由，反对的意见是说公开这些人信息会形成他们的生存压力，如果再看无锡的判决，恐怕可以收回这种担忧。

无锡的判例实际上有力回击了淮安判例之后所谓的人道主义忧虑，性侵犯的信息公开有利于遏制这些摧花恶魔再次犯事——你看，时隔20多年，徐某某依然不改其变态本性，一个善待性侵犯的社会环境，不仅无助于灭罪，更会牺牲更多孩子的身心健康。

淮阴法院的判例应该是有风向标意义的判决，旨在为建立性侵犯信息公开机制提供直接的鼓励。性侵犯信息公开到什么程度，在多大范围内公开，让多少人知道，尤其如何以信息公开建构保护幼童的社会防线，有赖于承接法院判决的行政机制，亟待主动为之。

对于性侵犯的处置，尤其在其服满刑期后，社会如何对待他们，其实各国都在探索，也早就有许多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对于我国来说，关键在于确立思路，然后形成行政制度化操作。单单依赖法院并不能让这个工作走很远，如何衔接法院的信息公开，实在不能再空耗时间。

比如，这些性侵犯是不是要定期向驻地派出所汇报，这些性侵犯的动向是不是要建档，这些性侵犯的工作资格甄别要不要被管理，这些性侵犯选择家教这样的自由职业该怎么应对等等。一个包括但不限于社区民警、街道办、学校及家长的信息网络理应覆盖性侵犯的信息公开要求。

社区稳定的机制其实相当多了，建立性侵犯的信息公开，并不是重新建立一套新机制，只需要将这个信息模块注入现有的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就行。也就是说，在法院与社区管理之间，尚需一个沟通对接的联络机制，法院有心，也希望社区有力，两下实现无缝衔接。

作为媒体而言，其实也应该可以做一点贡献，除了保护女童的知识性教育推广，还可以多做一点——至少无锡判决之后，对于这位惯犯的姓名依旧是太拘泥于惯例，谁是“徐某某”？其实可以公开，不要说是高龄就有豁免，也没见着高龄性侵犯对女童“豁免”的。

公开性侵犯的信息，令其在社区中广受知晓，看似是一种延续的惩罚，可这种认识过于矫情了。相较于韩国对性侵犯实施化学阉割，这已经算是相当人道了。对性侵犯不适当的过度保护，就是对社会更大的不负责任。在这点上，再无必要争论，赶紧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