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记者眼中的袁世凯：任人唯亲善用宵小令人痛惜(图)

日本记者眼中的袁世凯：用人上任人唯亲，甚至大肆任命宵小之徒  图/法治周末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人物的臧否亦如是。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里，革命史观一枝独秀，历史人物的品评时常囿于暴力革命史观的桎梏，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胡绳。胡绳近代史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将中国近代史写成“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辛亥革命”三大革命的一元暴力革命史。丢失了“现代文明建构”这一重线索，即无视洋务运动、改良运动、立宪运动的文明嬗变史，而后者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近代人物的再评价。就晚清体制内对现代文明的顶层设计而言，袁世凯是一道绕不去的坎儿。对袁世凯的历史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当下革命、器物、制度等多元历史观的生命力。

如果说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本土资源的人物传记（写作手法借鉴了西方传记），那么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传》可以说是他山之石了。就现代文明建构这一叙事维度而言，佐藤铁治郎没有因人废言：作为日本人这一局外人身份，作者可以不为中国文化里为尊者讳这一陋俗所扰；而作为居住中国、朝鲜约30年的记者，作者又可避免传记作家创作时的闭门造车，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从众说纷纭的报章中汲取史料。也正是由于局外人和记者这双重身份，本书甫一出版即遭袁克定（袁世凯长子）和天津官员的封杀。这也佐证了传记史学的力量，诚如孟子所言：孔子作春秋则乱臣贼子惧。

务实为上德性为下

作为中兴名臣，有必要为袁世凯找两个参照物——曾国藩、李鸿章。耐人寻味的是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我们目睹的是这样的人生轨迹：做事越来越务实和功利，做人上却越来越圆滑和狡诈。一个递增，一个递减，历史的吊诡可见一斑。

就务实而言，曾、李、袁代表了晚清能臣的趋势。越是王朝后期，越是内忧外患，供能臣腾挪转移的空间就越小。这也可以解释《走向共和》里李鸿章的那句台词：“一代人只能办一代人的事情。”同样是立宪，戊戌年换回的是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可到了辛丑年，革命和改革赛跑，立宪已近乎朝野共识。与其说曾、李、袁越来越汲汲于事功，不如说务实能臣都是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