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朝鲜和西方的长城观，有何差异?

启蒙运动以后，长城形象逐渐负面化。

文 | 王子恺

近来，辽宁省绥中县“最美野长城被抹平”事件成为舆论热点。长城对中国文化的象征意义无需赘言，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现海就说，把一个文物写进国歌是全世界少有的，2016年10月21日上午，他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了一场报告，题为“长城观念的历史嬗变与时代变迁”，介绍古今中外关于长城意象的“长城文化史”。

从“孟姜女哭长城”到现代中国的象征

赵现海首先指出古代官方的长城观念有三种形态：一是把长城视作政权之间的边界，这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表述;另一种是表彰长城具有安定边疆的作用，这是对长城比较积极的评价;还有一种则是对长城的负面评价，批评长城既劳民伤财，又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说到长城的负面形象，我们很容易想到“孟姜女哭长城”，赵先生接着介绍了孟姜女故事的来龙去脉。据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原型出自《左传》，齐国将领杞梁战死，杞梁之妻因郊吊不合礼法，拒绝齐侯在郊中吊丧，这段故事的记载非常简略，很多细节都不清楚，而《礼记·檀弓》说杞梁之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为这个故事中加入了“哭”的关键情节。到了西汉时期，刘向在《说苑》、《列女传》说杞梁之妻在丈夫死后痛哭，城为之崩，不过故事的发生地仍然在齐国地区。另一个重要变化发生在唐代，新的故事里杞梁从春秋时期的齐国人变成了秦朝修长城的人，哭崩城的情节也变成了杞梁之妻哭倒长城。对于这个变化，顾颉刚也有解释，他认为唐代对外战争频繁，长城作为边疆上的屏障，便成为戍边士兵的乡愁和他们家属的哀怨之情的集中体现。

顾颉刚以“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而闻名，赵现海认为他对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也很好地反映了这种研究方法的效果。如果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是层累造成的，长城的文化形象也应该是层累造成的，现代中国主要把长城作为正面形象，这一观念同样是不断组合发展而来。

异域看长城：明清时期朝鲜人眼中的长城

明清时期，朝鲜使者前往北京朝贡络绎不绝，在《朝天录》、《燕行录》等文献中，不乏对长城的记载。赵现海指出，朝鲜使者对长城使用的不同称谓，除了我们熟悉的“长城”、“万里长城”外，还有“长墙”、“长垣”、“烟台”等，因为朝鲜使者朝贡的路线往往经过长城，所以有些文献中，对辽东、蓟州等地的长城有详细的记载。

在朝鲜使者笔下，长城的形象也是复杂和多面的。明代朝鲜使者有时会正面评价长城，强调其军事防御的积极作用，而到了晚明，对长城的批评多了起来，看到明朝在和北方民族的斗争中处于下风，他们发觉长城在抵抗北方民族入侵上的收效有限，又把长城当作消极防御和大兴土木的象征。明清易代以后，朝鲜使者注意到，辽东地区的长城几乎完全废弃，又因对清朝隐隐的抵触，他们的长城观念进一步负面化，为长城形象增添了许多内容。

山海关的孟姜女庙有一副对联：“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朝鲜使者相信这是文天祥所作，并为之发出很多感慨，而山海关、贞女祠、望夫石等意象，也频繁出现在他们留下的文献中。赵现海指出，他们对长城的批判和古代中国的士人有同样的儒家立场，修明内政、轻徭薄赋等政治理念都使长城映衬为一种负面形象。此外，朝鲜对清朝统治始终隐有不满，这种儒家视角的批判，还和朝鲜的“小中华”心态有关。

西方人的长城想象

随后，赵现海把研究视野转向西方，展现西方文献中的长城观念，让在场听众大开眼界。早在公元4世纪，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对长城有模糊的记载：“在东方和距两个斯基泰地区以远的东方，有一用高墙筑成的圆城郭将赛里斯国环绕了起来。”到10世纪，阿拉伯人也在一些书中提到中国的长城，生于巴格达的马苏弟曾抵达中国沿海地区，在955年成书的《税制考》中他明确记载了长城。

明清时期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对长城有了更多的认识，其笔下的长城观念充满了西方的想象。首先，他们误以为所见的长城全都是秦始皇时期修筑，另外，他们记述修建长城时，国王要召开会议和臣民讨论，这显然是把西方的文化传统和他们对长城的了解附会在一起。而且，他们还认为长城的守卫者来自很多不同的民族，甚至包括东南亚人和西亚人。虽然这些想象有很多严重脱离事实的地方，但总体来看，西方的长城观念包含了一些正面意义。

启蒙运动以后，长城形象逐渐负面化。比如伏尔泰和马戛尔尼在对长城这一伟大工程赞叹的同时，也有所批评，马戛尔尼更是蔑视长城的防御价值，昭示了这一时期西方文明的自信。而德国哲学家中，赫尔德认为长城是专制文明和奴化统治的体现，已经完全把长城当作一种负面形象，马克思也视长城为古老东方“保守”、“仇外”、“封建”、“反动”的象征，代表了落后的文明。这些负面的长城形象在近代中国也得到传播，也影响到了现代中国的长城观念，如早期共产党人瞿秋白，就认为长城代表了闭关锁国的心态，这和近代西方的观念有一定联系。

图：讲座现场

现代学术体系下长城研究的开展

因为近代西方的崛起和扩张，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对长城进行实地考察，不必再全出于想象。1906至1908年，著名的斯坦因就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了长城考古，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的边疆地区有长期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他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问题，写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提出了“长城边疆”的概念，赵现海认为他在长城研究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近代日本对长城也非常关注，除了日野强等军官在中亚地区探险，收集军事情报以外，日本学者也开展了对长城的学术研究，他们主要把长城放在“满蒙回藏之学”的研究中，强调边疆和民族的视角，视长城为中国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边界，这和近代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不无关系。

近代中国人的长城观念也出现了新的转变，在帝制灭亡以后，孙中山就提出“万里长城捍卫中国文明”的看法，用长城作为凝聚民族和国家的象征，形成了一种新的正面长城形象。尽管西方关于长城的负面看法在中国也有传播，比如鲁迅就认为长城是“可诅咒的”，但近代中国始终处于严重的边疆危机中，面对西方列强的蚕食和日本侵略的野心，再强调长城的负面形象逐渐显得不合时宜，尤其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长城作为抵抗侵略的象征被写进了《义勇军进行曲》。近代中国对于长城的正面观念，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成为一种主流的叙述。

同样，中国学者对长城也开展了学术研究。赵现海介绍了历史地理、史料学、简牍学、民俗学、建筑学等多种学科和视角的研究。现代长城学术研究的开展，是和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梁思成、林徽因等近代学术史上这些重要的名字紧密相连的。

讲座最后，赵现海也提到锥子山长城事件，他谈到，建国以后长城观念虽然比较正面，但在长城保护上并不热心，反而在各种运动中使长城遭到更多破坏，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等人的指示下，才开始系统地开展长城的保护和修复措施。这里，赵现海老师进一步说明长城形象的变迁，尤其是在世界范围，长城不但是现代中国的重要象征，而且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随着2006年颁布的《长城保护条例》，长城保护也越来越得到重视。

他认为在新媒体时代，关于长城的形象和事件都能得到广泛的传播，甚至有外国友人对锥子山长城事件也非常关心，这说明长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关于长城的知识和形象，如今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播的。长城不仅是一个物质文化的遗存，我们脑海中的长城，是各种观念叠加和层累造成的形象，更是一种主观观念和社会象征，它在不同的、具体的历史时代下的内容和变化，就构成了他关注的“长城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