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堪称“官场老手”：甲午战后一哭二病三不管

甲午一战，将李鸿章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北洋水师悉数摧毁，损失不可谓不惨重，但这还仅仅是明面上的事。更惨重的，是因循惰怠的晚清政局再也没有办法得过且过，从光绪到士子的整个上层都沉浸在会遭受瓜分之祸的不安中。一方面，寻求自强的变革之声依旧高涨，且不乏新意；另一方面，也给整个士大夫阶层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无力回天的末世之感。晚清政局从此一蹶不振，后面的几多故事，在这个意义上，不过是下坡途中碰上了石子磕绊出的几个趔趄而已。可以说，《马关条约》的签订，才是晚清地地道道的转捩点。

而当败局无可挽回之际，继续战还是和，就成为晚清当局首先得考虑的问题。这其中，此时虽然已经归政给光绪，但绝对是整个帝国心脏的慈禧太后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从李鸿章1895年3月19日（农历二月二十三日）抵达马关开始谈判，到5月8日双方换约，考察这前后慈禧的态度，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值得玩味。

晚清地方大员刘坤一有一条记载颇有意思。1月16日，刘要离京赴任，按例到慈禧那里“请训”，谈起前几天安御史的一份奏折，“太后以其辞涉离间，怒甚。至追念文宗、穆宗，不胜悲感，数数以袖拭泪”。这个场景果然是宫廷戏，捏着别人生死的慈禧太后尽然给一个地方大员哭诉，还提起自己死去的老公和儿子，仿佛家里没有做主的，任由你们欺负似的。这个欺负就是“离间”，是指挑拨了她和光绪的关系，为什么呢？请看下文：“太后谕曰：‘……言官说我主和，抑制皇上不敢主战，史臣书之，何以对天下后世？’”原来是这主和的名声，可能在什么时代都是不太好听。慈禧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地背这黑锅，给即将出京且和官场广通声气的刘坤一敲打敲打，实属必要。作为官场老手的刘坤一自然知道慈禧什么意思，所以赶紧回答：“和战国之大事，太后、皇上均无成心，天下后世无不共谅，但愿太后始终慈爱，皇上始终孝敬，则浮言自息。”不过仿佛是说：是是是，您没主和。

但这出戏自然不可能停在这里。由于日本嫌清廷派去议和的大臣分量不足，暗示非李鸿章来谈不可（目的是为了让李获得割让土地的全权）。因甲午战败而闭门思过的李鸿章再次被清廷免除一切罪责地请出山来。就在李鸿章赴京请训，即将开赴日本谈判期间，按道理，派“家奴”和邻居划你家的地界，主人怎么也得和“家奴”交代几句吧。慈禧是不是这样呢？据《翁同龢自定年谱》阴历二月下记载：“慈圣起居违和，李鸿章来京未召见，割地之议，大拂慈怀。”硬生生不见，病了。不沾不染，撇得一干二净。搞得这一厢情愿的翁帝师，还以为“慈圣”和他一样是主战派，所以有了后面八个字的记载。从这一条也可以看出，慈禧在安御史那里受得“主和”之气，已原原本本被翁同龢给踢得罄净。在这里还需要做一点辨伪，二月初九（3月5日），按察使汪乔年给张之洞发了一份电报，说：“倭要割地，上意勿许。初六，太后召相，议以辽东或台湾予之，如不肯则两处均予。事甚秘。”显然，这里是说慈禧不但召见了李鸿章，还定了底线。从翁同龢和汪乔年距离核心层的远近来说，显然翁同龢的记载更可靠。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京师官僚层里让慈禧受“主和”气的不止安御使一人，否则不会有此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