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因何“凌晨枪战”自相残杀？

二十九军在卢沟桥一带英勇抗击日军，大刀队杀得日军鬼哭狼嚎，但就因为是西北军，处处遭到蒋介石打压。宋哲元部孤军奋战，弹尽粮绝，几乎整营整团打光。最需要援助的时候，只有蒋介石的“口头嘉奖”，却得不到“中央军”的一点实际支持。实在顶不住了，宋哲元被迫率残部南撤，面对的竟是自己人黑洞洞的枪口！里外夹击下，宋哲元只得沿黄河西撤，到山西后，又备受阎锡山的排挤。这位在喜峰口、卢沟桥和北平抗击日寇侵略的爱国将领，终于被蒋介石逼得精神失常了。

1940年4月，宋哲元在四川绵阳病逝后，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在给他的挽联上写道：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于九泉。这些“后起之人”，指的是出自二十九军的张自忠、何基沣等爱国将领。

“七·七”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因寡不敌众在泊镇突围，率部撤到大名府。日军的追击部队尾随而至，一七九师的将士们视死如归，与敌血战三天两夜，大名府终因一七九师弹尽援绝而失守。何基沣悲愤已极，仰天长叹：“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政策！”他痛感报国无门，拔枪自戕，不惜一死以谢天下。但自杀未成只打伤了左肺，被送进医院抢救脱险。

二十九军老兵王世江回忆说：“我们突出重围后，汇合了部队向南撤退。我是个伤兵，到黄河南岸总该可以了吧？他们竟连伤兵也不许过去治疗。蒋介石排斥异己的做法，在二十九军将士中引起极大的愤慨！蒋介石派特务乘坐铁甲车，打着冯玉祥的名义，说是到前方督战，在连镇车站停着。我和被打瞎左眼的一班杨世亨被连里士兵强行抬上铁甲车。特务们怕发生兵变，不得不把我们几个重伤员带到济南。到处是河北逃难来的难民，他们无依无靠，行乞度日，伤兵杂在难民中根本无人过问。而国民党军要员只顾自己逃命要紧，谁来管我们几个叫花子似的伤兵！我们托人情，苦苦哀求，才能在济南市协和医院挂上号。一个医生一打开我臂上缠的裹脚带，臭气四溢，伤口里的烂肉脓血中已经生蛆，蛆虫四处乱爬。医生掩着鼻子皱着眉，十分武断地说：‘必须把胳膊锯掉！’抗日战士怎么能没有胳膊？不得已，我们含恨离开济南。”

王世江等人逃离济南之后，打听到兖州有个第三医院。杨世亨架着他上了火车到了兖州，住进第三医院。在医院里，看到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病号住在整齐干净的房间里，而东北军、西北军这些从抗战前线下来的重伤员却拥挤在铺着麦草的地铺上。嫡系部队的病号每天吃大米白面，而“杂牌军”伤员却连粗粮都不管饱。嫡系部队病号要什么药有什么药，杂牌军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每天只能用消毒水和盐水洗伤口。最令人难忘的是那年的“双十节”，慰问伤病员时，给嫡系部队的病号每人发十元钱，给“杂牌军队”的伤员每人发五元钱，扣了一半！

由于“杂牌军”在医院受到排斥，激怒了伤员，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伤员联合起来，砸了医院，打了院长。大家就是要争这个理，凭什么都为抗战流血牺牲，都是保家卫国，却人分三六九等？难道杂牌军官兵就不是人？之后，凡能行动的伤兵大部分都离开了医院。王世江因为参加了这次活动，虽然伤未痊愈，也实在难继续住院治疗，便随之自动出院归队。

蒋介石不发动人民群众起来抗日，害怕人民群众起来危及他的独裁政权，认为群众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实际上，人民群众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觉悟之高令世人感佩赞叹。老战士沈甸之回忆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二十九军伤亡惨重，大量伤兵被运往后方。一天下午，他们队里的四个同学护送两车伤员进城，行经板壁店时，把在马路上跑来跑去的一个小男孩轧死了。车子停下来，群众马上围上来，堵住了前进的道路。孩子的父亲闻讯从家里跑出来，一看车上拉的都是伤员时，把右臂一挥，大声喊道：“你们快走！”当这四位同学回来讲述这件事情的原委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流下感动的热泪。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使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爱国官兵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本质，于是纷纷踏上革命的道路。王世江出院后，眼见部队减员严重，蒋介石又不给补充，比较之下见真伪，王世江觉得，只有跟共产党走，参加八路军才是光明的前途。而和他想法一致的二十九军官兵，当时大有人在。1938年11月1日，王世江秘密参加了共产党，邱晓亭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1939年，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也秘密加入共产党，和王世江在一个支部，何基沣和王世江当时都是我党的秘密党员。后来在淮海战役中，何基沣率部起义，使得国民党军的运河防线裂开一大缺口，为解放军的三个纵队迅速渡过运河，切断黄百韬兵团与徐州的联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黄百韬兵团的覆灭，吹响了我军淮海战役的胜利号角！

前有东北军的西安事变，后有西北军的临战起义，与其说东北军、西北军与蒋介石心怀二心，还不如说是被蒋介石给逼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