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师徒关系迎来变革 “小师父”群体在崛起

比赛前，选手们去赛场熟悉场地，几位选手正在研究比赛的机器。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温维娜/摄

2000年出生的易康拍着胸脯说：“我现在带着两个徒弟。”身材精瘦、个头不高，别看他年纪小，浑身上下抖落着一股超越年龄的老气，显得非常自信。他是一名汽车装调工，取得了海南省青年汽车装调工第一名的成绩，走到了本届“振兴杯”的赛场。

他在一家4S店上班，来之前，把工作交待给两个徒弟，他才放心出门参赛。说起为什么会带徒弟？他说加上实习，自己的工龄已经满3年，前两年，他跟着师父学习，已经能够独立面对疑难杂症，过了一年，他就带上了徒弟。

“一个月，我起码工作28天，徒弟跟着我干，他们虽然嫌累，还是愿意，因为他们能拿到最高的学徒工资。”易康笑着说。作为小师父，易康仿佛是使不完力气的“小超人”，一旦工作就会入迷，也因此受到老板的赏识。

在本届“振兴杯”的赛场上，像易康这样有“小师父”身份的参赛选手还有很多。他们的技术水平普遍较高，都是所在单位的技术骨干，这些80后、90后甚至00后“小师父”群体普遍开始带徒弟，已悄然成为技能传承领域与过去的“老师父”带新徒完全不同的新现象。

喜忧参半的“小师父”们

90后的杨治文没想到，自己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师父。他以兰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的身份征战“振兴杯”。从这所学校毕业，进入4S店工作，修车手艺不错的他，兜了一圈，又回到母校工作，成为一名老师，变化之快如同梦幻一般。

从工人到老师，他身份的变化让亲友们刮目相看。当年，中专毕业的他，准备报考大专，有长辈曾委婉地劝他：“踏实学习一门手艺就行，没必再要浪费父母的钱。”

彼时，他还没有大志向。在老家甘肃天祝，父亲经营一家修车铺，他从小在工具堆里泡大，父亲希望他好好学习，不希望他继承家业继续修车。“没办法，我从小对汽车发动机感兴趣，学习起来特别快。”杨治文说。

毕业后直觉告诉他，钣金行业更有前景，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传统汽车，对钣金修复有需求。他进入4S店工作，按照行规，跟着一个师父学习。没多久，师父离职了，所有的工作，全部交给杨治文解决，担子重了，机会也来了，所有的问题需要自己面对。3年后，他的技术突飞猛进，被兰州职业技术学院作为人才挖走。

在企业带徒弟，到学校里带学生，90后的“小师父”也会有烦恼。以前他修车，徒弟会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帮他收拾工具，很殷勤地打下手。如今，作为学校老师，给学生上课讲解实操工艺。讲台下有些同学爱听不听，甚至会摆出一副与自己无关的态度，反馈寥寥。

与杨治文经历相似。1989年出生的魏泽生也遇到这样的困惑。他发现，在企业中，徒弟对师父比较尊重，到了学校就不一样了，有的同学还会直白地告诉他，读汽车修理专业只是为了混文凭，将来并不打算从事这一行。

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差？相对于以前，如今年轻人就业的选择更多，与师父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的关系，师徒关系、师生关系变得更加松散。在企业，原来只有老师父才有资格带徒弟成为师父，如今由于生产需要，就需要更多的“小师父”带徒弟。

振兴杯赛场上，记者还遇到了来自中国黄金集团公司的杨健，他是一位85后焊工。他坦言，现在的师徒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工作地点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草原深处，地理位置偏远，愿意来工作的年轻人本就不多，学习焊接技术又不轻松，所以能带上靠谱的徒弟并不容易。如果能找到称心徒弟，便如获至宝。

个头高大壮实的杨健，面对徒弟时却小心翼翼，不太敢责难他们。与自己当学徒时，对师父毕恭毕敬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杨健对徒弟的态度就像哥们儿一样，下班之后，还会主动约徒弟吃饭喝酒培养感情。

在“小师父”已经因为各种因缘际会走上历史舞台的今天，师父与徒弟如何互动，成为新的社会命题。

“小师父”们面临徒弟荒

比赛一结束，焊工王振走到赛场外面，在树荫下一坐，打开一瓶水，一口气就喝了大半。心情有些放松，他撸起袖子，手臂上露出了一些焊接留下的疤痕。

身为90后的他是国家电网江苏分公司的员工，他说自己刚干这一行时，遇到问题，就向有经验的老师父请教，他也会到处拜师学艺。碰壁也是常事，有的老师父比较保守，不肯爽快教技术。他也学会讲究策略，帮扫地和打下手。对方一高兴，他就戴着面具，蹲在旁边看，趁机多请教几个问题。

有时候，他还会“偷师学艺”。休息时，远远地看别人干活。有的焊接活儿比较难，他就会留心观察焊接的手势，不由自主地模仿起来，事后证明，还真能奏效解决问题。

“现在我也带上徒弟了，但巴不得把最简单的技术教给他们。”让他感到担忧的是，年轻的徒弟们对焊接手艺并不热爱。今年一位95后的徒弟离职，让他难受了好一阵子。

与王振一起参加比赛的搭档余荣华，是一位80后师父，在国家电网浙江萧山的一家公司工作，虽然获得企业内部技能比赛不少奖项，参与焊接过世界最高的电塔，也曾带过四五十个徒弟，但发现最终留在这个行业的徒弟只有三四个人。有的徒弟干一个星期就离开了。

技工的人才流失，已经成为一个显性的问题。2017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4）》报告显示，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上千万人。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近几年，即便国家对技术工人比较重视，但是因为从事技术工作相对比较辛苦，行业的收入和社会评价偏低，对年轻人难有吸引力。

来自江西的参赛选手罗宏伟，通过层层筛选，以省赛第一的成绩杀入振兴杯决赛。他在方大特钢工作，如今是一位85后的“小师父”。说起焊工的成长之路，他说得下笨功夫：“手上功夫的提高，还是要靠焊条喂出来。”

近几年，他也发现行业出现人才断层，表现就是90后的徒弟少了，甚至还出现师父多徒弟少的现象。

在他看来，这样的情况并不一定是坏事，随着社会的发展，年轻人的工作选择更多了。与自己这一代相比较，90后和00后家庭条件好了，很多孩子没有生活压力，并不愿意来吃苦从事这一行业。

与罗宏伟一起参赛的搭档涂伟，是一名80后“小师父”，“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主要是靠自己闯出来的，现在的年轻人，即便找不到工作，父母也会管着他们。”

王振与罗宏伟是改革的一代，赶上从国企向民企转制的尾巴。从改革前的低工资到企业收入的提高，他们深知掌握一门手艺是很重要的事，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而这样的体验，对于像他们徒弟这样的年轻一代，几乎是空白。

“小师父”身段更柔软

记者在振兴杯赛场遇到了90后参赛选手王林林，他是一个拥有10年工龄的“小师父”，来自北汽集团，带过十几个徒弟。

“刚到公司时，我在生产线上的工作是调整车门间隙，不过我对修车很感兴趣。”修车的岗位离他很近，一边工作，他一边还会悄悄观察修车程序。他是一个爱琢磨问题的人，时不时地偷师学艺。最后，如愿以偿来到修车的岗位。

跟着师父学习了半年时间，他是一个好强的人，尽管进步很快，他却觉得学习的过程比较痛苦，总是担心自己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成为师父之后，他才感觉当好人师并不容易。遇到干活速度慢的徒弟，他也会着急，别人3分钟干完，看到10分钟还没干完，跟不上生产节奏，他也会嚷上一句。

“事后，我会找机会和徒弟沟通，让他明白其中道理，会担心徒弟产生抵触心理。”王林林说出着急的真实原因，如果有一天徒弟们成为师父，需要独当一面时，一定要有真才实学。

他发现如今90后和00后的徒弟少了，也有亲戚的孩子找到他想谋一碗技术饭，打听了工作环境之后也就没有下文了。

王林林坦言，师徒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工作时我是他们的师父，下班后大家就是哥们儿。”他并不介意徒弟们在饭桌上开他玩笑，怎么说都行，与传统的师徒关系不同，毕竟他们之间年龄相差不大。但是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干活儿的时候绝对不能含糊。

有人认为，传统的师徒关系更像父子关系，而现在的师徒关系更像是朋友关系，交往更具有平等意识。但是这群“小师父”带徒弟有一个特点，就是工作和生活严格分开，该较真时一样不含糊。

与徒弟相处最愉快是什么时候？王林林说：“有一次修复汽车凹坑，我就告诉徒弟把机器调到什么参数。”他在旁边看，结果徒弟的操作一步就成功，这时他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参加钳工比赛的陈士银话不多，不到30岁的他，目前在中信戴卡公司工作，如今也成为师父带着一批徒弟。让他感到自豪的是，前段时间带着徒弟给一支世界知名的F1的赛车车队做出了高质量的轮毂模具，还派上了大用场。

“我巴不得把自己的技术全教给徒弟。”他并不是说大话。让他记忆犹新的是，性格内向的他，自己做徒弟的时候，常常被师父吆喝，体验并不美好。

“我现在对徒弟会特别注意说话方式。”他发现，一些老一辈的师父会相对保守，不太愿意把技术手把手教给徒弟。在陈士银看来，如今的钳工不一样了。他所从事的模具工作，对精度的要求特别高，精确到单位丝以下（1毫米=100丝）。要干好一个工作，更多的是依靠团队作战，因此在团队中要有突出的“高峰”，还要有“高原”，单枪匹马完成不好工作，必须要让整个团队强起来。

如今，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学习技术。他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师徒关系也要进行转型，师父不能像以前那样摆架子，而是要放下身段，对徒弟进行引导，通过密切的配合，共同完成工作。

“小师父”应向“老师父”学习

85后选手孙新宇，是兵器工业集团的一名钳工，参与过坦克部件的生产，年纪轻轻就拿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五一劳动奖章。他直言：“我也走过弯路，多亏遇到了师父，让我明确了发展方向。”

进入单位不久，通过一些企业的技术比武，孙新宇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当时，总是觉得管理岗位比一线岗位要好，就申请干调度工作。”20岁出头的他，性格也比较内向，在管理岗位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干得不太顺心。

他的情况被同一个单位的师父张学海看在眼里，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的他，悄悄地把孙新宇叫到一边，“干得不如意吧，我还是觉得你比较适合技术岗位，要不跟我干？”一番话，说到了孙新宇的心窝里。张学海也主动帮着他办完内部调动手续，两人确定了师徒关系。

张学海没有看错人，从2015年开始，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技能大赛上，徒弟孙新宇一步一个台阶进步，从省赛第三名，再到第二名，最后获得第一名。

今年44岁的张学海也发现，一些年轻人不愿意从事一线技能岗位工作。他培养人才的方式有些特别——师父主动找徒弟。在企业中，他更多在观察年轻人，觉得有人品不错、肯下功夫学习的，他就会主动找年轻人谈心，想办法拉过来进行培养。

“类似‘振兴杯’这样的比赛作用非常大，有年轻人看到孙新宇取得好成绩，也会主动找到我，要求加入团队提高技能。”张学海带徒弟，并不会影响年轻人的本职工作，利用下班和周末时间，带着他们钻研技术。慢慢地，年轻人的技术也随之提升。

张学海探索人才培养的方法，值得“小师父”群体借鉴。这些年轻的师父虽然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是如何带好徒弟，他们才刚刚开始摸索。

归根结底还是要遵从人才培养规律

去年，张学海专门到德国考察工匠制度。他惊奇地发现，德国也有师徒传承的制度。一位德国同行告诉他，师徒制度还是从中国学习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德国注意到中国的工业化迅速提升，其中发现中国师徒制度起到积极的作用，随后就引入当地。与我国不同的是，他们对师父带徒弟的数量有规定，不能带太多的徒弟，以保证质量。

张学海认为，随着中国制造水平的提高，生产力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生产关系的师徒关系也要与时俱进，“小师父”群体的诞生也是应运而生的结果。他提出要打破人才流动的壁垒，让想学技术的年轻人找得到师父，让高水平的师父能找到好苗子，形成伯乐和千里马的良好互动关系。

除此之外，如何提升企业的工匠精神？张学海发现，在一些国企中，技能培训容易流于形式，有的组织单位碍于人情，走一个过场了事。

作为国家技能大师的张学海在职业资格考试过程中就进行调整，如果考试通过，培训费用由单位承担，如果没通过就自己埋单。单位还规定，如果评上技师职称，每月收入增加300元，评上高级技师，每月增加600元，让普通员工能看得见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还设计了60个课时的培训。”张学海说，如果要通过考试，不能旷课，业余时间还要进行训练。也会有人给他打招呼，由于有制度化的约束，也就不存在讲人情走过场的现象。

张学海坦言，设计这样严格的制度，并不是难为人，故意不让人通过考试，而是要提升工人整体的技能水平。工匠精神并不是口号，要落实在行动之中。

张学海还发现，在德国，实际上真正顶尖的技能大师并不多，很多中小型企业都没有高级技师。不过，德国整体的工匠水平非常高。

“我国不需要把人人都培养成顶尖技术工人，事实上也很难，但企业不能缺技术领头人，不能缺优秀的师父，在此基础上再注重工匠精神的普及，我国的技术人才会有高峰也有高原，制造水平才能转型升级。”

顶尖的技术人才该如何培养？他认为，应该发挥国内技能大师的作用，除了技能攻关之外，一定要承担培养顶尖人才的职责。以点带面，我国企业的工匠精神的氛围才会越来越浓厚。

张学海总结，年轻的钳工成长的过程需要10年时间。不过，通过这几年的培训摸索，他有信心用3年就可以培养一个钳工人才。在他看来，年轻人可以速成，但绕不开基本的教育规律，让年轻人专注本职工作、持续地走下去是最难的。现在的年轻人很聪明，学了几年之后自认为学到头了，就离开这个行业。可是，没有持续的积累，很难在行业中深入下去，最终只能浅尝辄止浪费人才资源。

“短跑大家都会，长跑却很少有人坚持下来，如果未来要走得远，还需要长跑。”他打了一个比喻，会“长跑”才能培育真正的工匠精神，也符合真正的教育规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