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复制的错误 美国历史上打过的那些贸易战

就是因贸易战而生、伴贸易战而盛、困贸易战而变的。美国历史上的若干重大节点,都与贸易战扯得上关系。梳理其中的源流,我们就能解释今天的美国高层正在想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又要犯那些历史上曾经犯过多次的错误。

齐鲁晚报记者 王昱

因战而生:

“小心眼”的英国

丢了新大陆

众所周知,美国的立国之源是独立战争,而号称独立战争导火索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其实就是一场贸易战的终局。

1773年12月16日,在波士顿的格里芬码头,一百多名化妆成印第安人的北美殖民地男子登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货轮,将342箱茶叶扔下了船。这些茶叶在当时价值92000镑,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00万美元。作为报复,英国议会和英王乔治三世颁布了强制法案,其中包括关闭波士顿港,直到支付完茶叶赔款；停止马萨诸塞州的自由选举；并勒令殖民地居民根据要求安置英国军队。作为北美方面的回应,其他殖民地地区纷纷向波士顿送去物资接济,并开始鼓动独立。不久之后的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就打响了。

“波士顿倾茶事件”之所以发生,本质上是因为当时北美殖民地对英帝国的印花税法案与汤森法案愤怒已极。而这两项法案之所以招恨,按今天的话说,就是英国本土在蓄意向北美殖民地发动“贸易内战”——这两个法案要求对北美殖民地的几乎一切产品(从船只、报纸到扑克牌、玻璃、茶)都征税,此举推高了殖民地产品的价格,使之在英国本土运来的产品面前毫无竞争力,走投无路的殖民地民众不得不揭竿而起,争取独立。

那么,英国政府为何要用这两项法案来“整”自家的殖民地呢?当时的大英帝国内部各个殖民地之间,形成了一个与今天的国际自由贸易格局很像的贸易环境——本土和各殖民地之间可以在很低的关税门槛下互通有无。但问题是,北美殖民地的资质过于优秀,它的自然资源(北方森林,南方种植园)丰富、人力成本却远远低于英国本土,在自由竞争中,日渐兴旺的北美日益将英国本土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如农业、木材等)赶出市场,并向造船等高技术领域挺进,大有取代英国本土成为大英帝国内部贸易中心的势头。此举导致了英国本土资本家的不满和政府的警觉,在他们的合力推动下,试图绞杀这一势头的两项法案就出台了。

所以从根源上说,美国脱离英国独立的根源既不是“不自由毋宁死”的独立精神,也不是空洞的“无代表不纳税”的政治口号,而是对体系内贸易中心的争夺。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与英国开打的“第二次独立战争”恰恰印证了这一点。按说英国被迫承认美国独立后,独立战争的目的本已达成,但由于英国在战后报复性地将美国驱逐出自身贸易体系之外,美国建国前期的贸易处境反倒不如殖民地时期。于是美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施压,试图重归该体系——先是杰斐逊总统通过《禁运法案》,试图以贸易战的方式逼英国就范,而后干脆在1812年主动向英国宣战。如果不是被英方的贸易壁垒逼得走投无路,很难理解美国作为一个新生国家,为何要在获得独立后依然主动去向当时的世界霸主寻衅。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有言:英国失去新大陆,是其经济政策不能一以贯之的恶果。的确,如果当年的大英帝国能把自己已经在实践的自由贸易政策继续贯彻下去,而不是愚蠢地与自己的殖民地大打贸易战,也许美国会选择以自治领的身份与母国英国善始善终。

伴战而起:

南北战争

不只为废奴

1812年的美英战争,使当时身陷拿破仑战争泥潭的英国因为不愿意两面受敌,最终被迫放弃了对美国的贸易绞杀计划,美国似乎再次得偿所愿。但很快,美国人就认识到英国奉上的这份“免费午餐”暗藏杀机。

美国经济脱胎于为英国打下手的“打工仔”,19世纪时其南北的产业结构极为割裂,北方已经开始出现新兴工业,而南方则仍是种植园农业。那么此时,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究竟应当是采取低关税的自由贸易,以换取其他国家的同等开放呢?还是提高贸易壁垒,保护本国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兴工业呢?很显然,前一种方案对南方的农业主们有利,而后一种方案则是北方工业资本的需求。

在美国建国前期,由于南方力量更为强大,因此非常乐于接受英国提供的自由贸易环境。但随着美国北方工业的羽翼渐丰,要求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工业的呼声日渐增强。南北方各州围绕关税问题展开了无休无止的争论,为了平息争吵,双方暂时达成的默契是让主张不同观点的总统“轮流坐庄”,所以从1812年美英战争直到南北战争爆发,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一直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间来回摇摆,直到激进的林肯总统上台。

今天,很多美国学者都不得不承认,林肯并非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但却是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他在竞选时期的多个演讲,其主题都是痛陈放任欧洲工业品自由流入美国市场对本国工业的危害,主张建立贸易壁垒,这倒有些像今天的特朗普——美国共和党自始至终都是贸易壁垒的鼓吹者。

而正是林肯的贸易壁垒观点(而非废奴)彻底激怒了南方种植园主们。他们认识到,如果林肯的主张实现,美国或许有机会崛起为工业强国,但种植园主们的利益将被无情地牺牲掉,他们将成为别国对美贸易报复中最先被牺牲掉的一群人。

于是,不甘被牺牲的南方人效仿独立战争时期的“先贤”,号称要为“维护自由而独立”——这个口号如果从传统的废奴角度解读是无法理解的,你们奴役黑人怎么还有脸提自由呢?但站在贸易的角度上看,他们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他们要维护的正是美国立国之初所主张的自由贸易。

惨烈的南北战争用62万条人命换得了美国在贸易政策上的转向,自此之后,美国所奉行的基本都是“贸易高边疆”政策,由于这段时期的确也是美国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对其的怀念培养了大批贸易保护主义者。我们可以猜想,当特朗普以“让美国重新伟大”号召民众时,他与他的支持者脑中所回忆的“伟大岁月”恐怕就是这段时光。

然而,他们忽略的是,这段好日子,有个无比惨烈的结局。

困战而变:

自作聪明的

《斯穆特-霍利法案》

在南北战争后直到1929年大萧条以前,高关税一直是扶持美国工业发展的强心剂。这也让美国政界养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即认为一旦本国经济出现疲软,提高关税、打场贸易战就能解决问题。

所以,当1929年空前的经济大萧条爆发时,美国政客们几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操控关税——时任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胡佛本就以宣扬贸易保护闻名,见此情形立刻行动,在1930年就签署了灾难性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在很多细节上与特朗普今天的主张神似,比如它将美国的萧条归罪于对欧贸易的“不公平”,而解决方法则是通过关税进行报复。该法案修改了一千多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其中有八百多种商品的税率被提升,美国平均总体税率从之前的15%左右提升至接近20%的水平。

但是这一次,提高关税并没有再次拯救美国经济,反而把整个世界拉入了深渊。美国实行高关税的措施遭到了欧洲多国的强烈反对,欧洲多个国家开始实施报复性的提高关税措施。例如德国和英国的宏观关税税率由1930年的10%左右上升至1932年25%的高位,而整个全球贸易整体的宏观税率也从10%左右上升到20%。1929－1934年间,全球贸易规模萎缩了大约66%,外贸型企业纷纷倒闭,失业者不计其数。而“家大业大”的美国自身遭遇创伤最为沉重,其进口额从1929年的44亿美元骤降至1933年的15亿美元,降幅高达66%,出口额则从54亿美元骤降至21亿美元,降幅高达61%。美国人本想靠贸易战摆脱经济危机,结果却换来了整整5年的更大规模的萧条。至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导致的国际贸易降级并间接诱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一个更为惨痛的教训。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糟糕表现,在政治上的结果是美国共和党丧失了其优势地位,民众不再相信共和党“贸易战打打更健康”的观点。自1933年小罗斯福总统上台起,共和党连续近二十年再没有染指总统宝座。而新上台的罗斯福颁布了《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案》,美国的贸易政策正式向建国之初的自由贸易回归,而由于二战后的世界经济体系是由美国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在此期间成型、发展,终于形成了今天蔚为大观的全球化潮流。

从建国之初为自由贸易而战,到南北战争时完成向贸易保护的重大转向,再到贸易保护因《斯穆特-霍利法案》盛极而衰,痛定思痛的美国重拾自由贸易。美国历史上围绕贸易问题的主张几经反复,而每次反复都伴随着贸易战甚至战争。如今,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又到了摇摆的节点上,对比历史,我们会发现特朗普的主张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他无非是将《斯穆特-霍利法案》中那种极端保守的主张重新阐述了一遍。

或许真的时隔久远,如今的美国早已忘了贸易战曾经给别国和自己带来怎样惨痛的代价。或许真的只有新伤疤,才能让他们想起某些老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