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周有光一生的关键词：启蒙、人性和常识

2017年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就在昨天，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凤凰文化特约王自亮回忆拜访周有光的经历。在他看来，启蒙、人性和常识，是贯穿周有光一生的关键词。从早年的实业救国、经济救国和革命救国，到研究文字学，倡导平民教育的教育救国，再到晚年强烈意识到启蒙、常识和理性，用一个不那么确切的词，就是进入“启蒙救国”的阶段，完成了思想的螺旋式上升。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最终走出“专业的深井”，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民主和科学精神的追求上，他晚年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创建，概括起来就是：科学的“一元性”（不分东西方、国家和阶级）、“双文化论”（地区传统文化和国家现代文化并存），用“三分法”代替“五阶段论”，所谓三分法，就是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一言以蔽之：启蒙。

周有光

一

这是北京一个极为普通的院落。普通到只有冬青丛、楼宇的影子和寂静。一阵微风掠过，从树梢传来耳语般的响动。偶而从某个角落传来孩子们的嬉闹与哭喊声，在空中飘荡，恰如历史的残响。就在这个院落的一个公寓里，住着一位名叫周有光的百岁老人。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者，文化史家，当今中国最高龄学者，跨世纪证人，还有很多名衔。其实所有这些称谓，都无法概括他的学识、经历和智慧。用李锐的话说，周有光是个“先知先觉”，这等于说，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启蒙者”。

那一刻，他就坐在我面前，不时注视着我。我们交谈起来，一种恍若奇境的感觉紧紧攫住了我，仿佛“历史”正在打量着我的一举一动，哪怕是几圈轻微的思想涟漪。

2013年4月28日下午，我和《周有光文集》策划人和责编叶芳，经济学人、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一起，走进了周老的书房。说是书房，其实这只是一间9平方米的斗室。放了一个上接天花板的大书架，一张小书桌，一张沙发和茶几，空间甚为狭小。眼前这位著名的长者，正坐在蒙上蓝布的沙发上，后背有点佝偻，看上去行动不便，但眼睛依然很有神采。当我们说话时，他会专注地倾听，等到他开口说话，却屡屡使人吃惊，缓过神来却觉得大有深意。

谈到这个国家，周先生很认真地说，“我对中国是抱有希望的，只是不能急，要慢慢来”。他说别人不懂，以为美国只有二百年历史，这是不对的，美国继承了欧洲的思想传统——尤其是在英国的政治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样说来，中国有五千年历史，美国是五千二百年历史。我们应该对中国的未来要有耐心，中国的进步也是明显的。只是别的国家可能三十年就能达到的目标，我们或许需要五十年、一百年或更久才能达到。

见到周有光先生，不管我事先有多少思想准备，仍然在心中生出一份惊奇、慨叹和钦慕：无论是他思维的敏捷，还是记忆的清晰，更不要说他的幽默和自嘲了。听叶芳说起，上次她和唐师曾拜访周老，周老说自己年老了，记忆力衰退了，但思维还没有衰退。如果思维衰退就会得老年痴呆，那生活质量就很差了。“不过老年痴呆者大概最后都不会承认自己是痴呆症患者，我也认为自己不是，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也痴呆了？”一席话说的大家都笑了——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啊！这就是周有光式自嘲。自嘲，乃最高之幽默，往往代表着智慧、勇气和深刻的内视。

1906年，清朝离它的灭亡已经只有短短的6年时间了，此时的中国风雨飘摇，前途未卜。这一年，周有光先于末代皇帝溥仪在同一年出生。江苏常州青果巷传来一阵哭喊，似乎预示着新与旧的交替，还有世纪之初的蕲望。这个叫周耀的人，后改名周有光，经历了清代、北洋政府、中华民国和新中国几个时代，不仅亲历改朝换代的社会动荡，还见证了8年抗战和10年文革。他在日本留过学，在美国华尔街工作，游历了几乎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国家。他经历了无数重大历史事件，与许多世界名人交往过，他与爱因斯坦交谈过两次，与蒋经国打过网球，与周恩来有直接交往，还参加接待达赖喇嘛，无数著名人物对他抱有深深的敬意。

周有光，正是因了他的名而存在。110年来，他时常生活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织之中。纵观他这一辈子，不仅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早期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参与者，也主持和拟订了《汉语拼音方案》，主导和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不仅是就学于京都帝国大学的经济学家，身兼两职进入江苏银行和光华大学，任教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还为抗战期间的新华银行和重庆农本局作出了贡献；不仅对本土的社会经济有着深刻认识和深度介入，而且还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精神—物质世界有着周详认知和细致观察。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被他的连襟沈从文称为“周百科”（他是《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的中方委员），但他却非常谦虚，推崇波普尔的“试错”理论，认为自己的回忆录和著作“不完美”，也“不完整”，“我提倡‘不怕错主义’，出现错误是正常现象，可以从批评指正中得到更为准确的意见”，“我非常愿意听到不同的意见和声音”。

这就是周有光。我们总是把这样的老人称为“人瑞”。在我看来，“人瑞”者，人中龙凤也。不仅长寿，而且智慧、敏锐，充满了道义的力量，以及为真理而战的勇气。1927年光华大学颁发给周有光的毕业证书上，正好写着李石岑的一句话：“为人格而战，为人道而战，为真理而战”。收获赞美，更在意有价值的反对声音，这是他的一贯精神和行事风格。

那一天，我们在周老家收获了机智、爱和平和，也得到了永久的教益。我发现，周老说话时语速较快，语调柔和，有时停顿片刻似乎在征询你的评价或意见。在交谈中他更多的是倾听。不管怎样，他都会注视着你。最难忘记的就是这位百岁老人的眼神和声音。这目光是柔和的，也是坚定的；是单纯如婴孩的，也是历尽沧桑的。而这声音呢？在纯正的“国音“中，却带有江南杏花雨的甘美与急促。

这就令人想起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烧毁了的诺顿”一章中的诗句：

可能发生过的和已经发生的

指向一个目的，始终是旨在现在。

脚步声在记忆中回响

沿着我们没有走过的那条走廊

朝着我们从未打开过的那扇门

进入玫瑰园。我的话

就这样地在你的心中回响。

二

启蒙、人性和常识，是贯穿周有光一生的关键词。 从早年的实业救国、经济救国和革命救国，到研究文字学，倡导平民教育的教育救国，再到晚年强烈意识到启蒙、常识和理性，用一个不那么确切的词，就是进入“启蒙救国”的阶段，完成了思想的螺旋式上升。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最终走出“专业的深井”，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在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民主和科学精神的追求上 ，他晚年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创建，概括起来就是：科学的“一元性”（不分东西方、国家和阶级）、“双文化论”（地区传统文化和国家现代文化并存），用“三分法”代替“五阶段论”，所谓三分法，就是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一言以蔽之：启蒙。

关于启蒙，康德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话：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康德还说，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不认为如下说法与自己不相称的国君：他认为自己的义务就是要在宗教事务方面决不对人们加以任何规定，而是让他们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又甚至谢绝宽容这个高傲的名称，这位国君就是启蒙了的，并且配得上被天下后世满怀感激之忱尊之为率先使得人类，至少从政权方面而言，脱离了不成熟状态，并使每一个人在任何有关良心的事务上都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康德：《答复一个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见《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江怡主编，东方出版社）。

这些话与周老的思想和实践如此契合，只不过一个是西哲，一个是忧患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语言使用上，一种是语义深奥的哲学语言，一种是明白畅达的日常语言。

周有光先生从1956年开始，从经济学和金融行业转向了语言文字学。表面上看，这个转向有点突兀，其实包含了他长久以来的思考。在他看来，开启民智的关键是识字，在一个文盲遍地的国家是无法进行思想启蒙和社会建设的。平民教育、知识传授和思想启蒙是三位一体的。1958年，他收集了几百种文字改革方案，主导创立了汉语拼音方案，使得更多的普通人上学没有障碍，使大陆在统一文字改革方案、白话文普及、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等四个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在85岁之后，竟然对历史、社会和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重读《资本论》和其他经典，英文版的《资本论》就通读了三遍，还大量阅读科学、历史和人类学、社会学著作，亲炙世界文化史和民族史。他的问题是：“这个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世界？我们应该怎么办？”周老发觉17到18世纪中间，欧洲的启蒙运动是最重要的事件。纵观一部世界现代史，启蒙既是发端，又是动力，还是指向。周有光在兹念兹的，始终是启蒙的要义、延展和结果，以及它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 周老的公子，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学家周晓平先生曾告诉我们，“父亲要求我多了解启蒙运动的来龙去脉，还批评我搞不清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区别”。

晚年的周有光先生，对欧洲启蒙运动的渊源、发展和流变下了不少功夫，从康德、培根、洛克到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甚至是一些不太著名的启蒙运动人物，他都烂熟于心。周有光对陈乐民和资中筠夫妇的启蒙思想研究工作极为欣赏，认为他们做了一件对中国现代化功德无量的好事，很了不起。比如陈乐民提出，“启蒙”即对一个公正、文明、自由和民主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启蒙和学习依然是推动中国进步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资中筠则认为，启蒙的本质就是消除谎言、把握真相。这些说法都是把问题看得很透了。周老觉得，中国应该有一部像样的启蒙主义史，“你把启蒙问题搞清楚之后，就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他还对儿子周晓平谈起，欧洲在搞启蒙的时候，中国在干什么呢？是满清攻打汉族，落后的游牧民族统治了汉人，成为一个加强专制的时期，而启蒙是讲民主、自由和理性的，这两者刚好背道而驰，那时的中国很可怜，被海洋、沙漠和高山包围，成为一个孤岛。

周老还曾谈起，二战之后为什么日本不道歉，而德国却道歉了？因为日本尽管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却是一个很专制的国家；没有经过启蒙，没有发生社会改革，所以到今天不道歉。马克思为什么在英国写出《资本论》，而不是德国？德国经济发达而思想落后，实验科学时代还在搞经院哲学，当时德国是欧洲启蒙最弱的一个地方。德国参加和发动了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后来为什么又加入欧盟，德国总理还为纳粹的暴政而下跪道歉，原因在于它到底是在欧洲，启蒙思想容易接受。总的来看，整个亚洲国家启蒙不足，所以导致现在这个状态。周老还回忆说，“我的母亲出生于1868年，四川人，在逃难时还说：‘没有皇帝怎么行？’”

不惟如此，他始终根据自己的经历和看待世界的眼光，把国际政治和中国近代以来的现实，与启蒙思想的传播结合起来认识和研究。在他看来，所谓启蒙，除了康德所说的“能自由地运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承认常识”。他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某些“掌握权力的人自己没有常识，也不允许别人有常识”，大炼钢铁“不就是没有常识吗”？ 周老还回忆说：“改革开放后，新加坡的大学邀请我去讲学。我跟一位英国教授在公园散步，我问他，许多人都说新加坡搞得很好，是一个奇迹，你怎么看？他说，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什么叫常规？就是国际成功的先例，第一要走民主的道路，第二要开放。按照常规来办就会成功。”

现代化的社会标志，就是“人的身体从限制行动到自由行动，人的头脑从不许思考到独立思考，从此历史开始了现代化” （周有光：《我的人生故事》，19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在周有光先生看来，承认并回归“常识”，坚持累积性的改革，坚持科学的“一元性”，释放精神创造力，在再认识本土文明的过程中，加入现代世界文明体系，这是当今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功课。 周老告诉我们，“回到常识，就是遵循历史的规律性，孟夫子讲，‘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哪个对的，哪个错的，每个人都有天然鉴别能力”。

三

如今，我手头有了两本周有光老人的“百年口述”。

一本是老同学、周老“百年口述”策划人叶芳送我的，实际上是个根据原始文本整理和初编的打印稿，加上索引有600页左右，封面设计也极为明快、简朴。著名编辑吴彬女士对这个口述的最初原始文本作了最初的审读和编辑工作，并加上了各章最初的标题，同时经过周老的公子周晓平先生核实原文。去年拿到这个文本之后，就开始贪婪地阅读起来，做了很多眉批，在书角书后写了很多带有感想性质的话，有的只是片言只语，字迹潦草，今天翻开一看，竟然漶漫不清了。为了参加去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这本口述史的研讨会，我还在书后留下了几十个条目，包括心得、感想、疑问和题外话，后来整理成扼要的文字，用作发言提纲。

二是刚刚出版的正式书籍。在写作这篇文字时，需要正式的出版物，就到工作室对面街上“晓风书屋”买了一本。浙江大学出版社根据上述文本编辑出版了周老这本口述，书名为《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说实在，我对这个书名并不感到过瘾，跟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有点接近，又跟贺拉斯的那句话：“抓住！快抓住那似水流年”也意思相仿。问题在于，篇幅上似乎压缩和精简了，叶芳征集订正意见之后（听说邵燕祥先生对打印稿的订正就达上百处），错讹肯定大大减少了，语言上比原本更加文从字顺，但出版社在编辑过程中极有可能“过滤”了一些体现周老思想特色的原汁原味的文字。我还没有来得及核对这两个文本，也没有向出版社核实过，只是一种感觉而已，但愿不会损失太多。

这是一本个人史，更是一部百年民族史的折射。

周老的这本“百年口述”，从自己的家族渊源开始谈起，细数从清末至今日的历史变迁，透过敏锐的眼光和极强的个人记忆，讲述曾经亲身经历或耳闻的情节和故事，从太平天国、救国会、抗日战争，到西迁大后方、国共合作、思想改造、文字改革，直至“文化大革命”、五七干校、尼克松访华和改革开放，集中表现中国百年历史的各大关键时刻及由此带来的深远影响，涉及的中外现代史上大量有影响力的人物。周有光先生善于在描述当时现场、事件、人物命运时，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形成比较和参照，从而使我们了解到在必然历史中的吊诡和回转。当然，作为一部个人史，必然要面对个人命运，他在口述中毫不掩饰地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从民国初普遍左倾、充满活力的年轻知识精英分子中的一员，向一个力图保持清醒思考，在有限的条件下为祖国服务的独立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 所有这一切，在书中始终能得以客观的叙述，在叙述主体与政治事件以及社会波动之间，既保持一定距离，又置身其内。仅就这一点来看，除非具备一种大智慧，否则很难做到这一点。

这本百年口述是豁达的、客观的，也是幽默的、自嘲的。对一些伤害过他的人，他并不存有什么芥蒂，总觉得是这个社会土壤和时代风气使然，而对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他是念念不忘的。周有光先生对自己的成就，往往付之一笑，对自己碰到的一些奇人趣事，或生命中意想不到的结果，总是穿插上一些自我调侃的“画外音”。

而对那些最重要的事件和变故的处理，他的基调是：悲悯、达观、平和。 包括对战时逃难、粮荒灾难、饥饿时期和文革动乱，人民所受的折磨、洗劫和困顿，他时常抱有巨大的同情心，而对自己和家庭遭受的磨难，则采取豁达的态度对待之。当然，抗战期间幼女小禾夭折，给他留下了不可弥合的创伤。在“五七干校”中，他最难受的事，是陈光垚吐血去世、“走资派”的悲惨遭遇和倪海曙的赶马车受伤，而不是自己的境遇。这正是周有光能度过多重劫难的精神基石，也是他将声望、赞誉和成就视为芥末，将正义、人性、自由和民主奉为圭臬的因由。

依我的理解，其实周老之所以要做这个口述，并不仅仅是为自己“立此存照”，留下一幅个人和时代的精神肖像而已。做百年口述，就是以个人经验和经历作为启蒙的工具和材料。启蒙，仍然是启蒙！对家国、社群和行将消失的事物，周有光先生以启蒙之光打亮它们，赋予万事万物以人性、常识和精神的意味，不至于听凭它们在万劫不复的黑暗中沉沦与湮没。这使我想起张洁一篇小说的标题：《爱，是不能忘记的》。

于是，我们在这本周老的口述史中看到，他是如何做这些启蒙工作的。如果说，他的《文集》中的那些有关语言文字学、文化学和经济社会随笔组成了一个开启民智、引领世界文化之潮的“交响曲”的话，那么，这部“百年口述”就是个人经验被中国和世界现代化之光激活的，与读者极为亲近的启蒙精神“室内乐”。

就世界与中国，华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而言，虽然有了五四以来的各种论争，各种观点的碰撞也大体有了不少结论，但周老在晚年的独立思考中，我们还是能得到不少新的启迪。而有关社会制度、历史阶段和经济规律等等讨论，在“反右”至“文革”的某些严酷现实干预之下，变成非常沉重的话题，甚至让顾随、孙冶方等人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周有光先生在耄耋之年的思索，更为我们平添了一份悲喜交集的感觉。

翻阅《周有光文集》，我们感到欣喜的是，华夏一脉的历史文化正在周老这一辈人的持续努力下，称得上“薪火相传”而且大有汇合中西文化于一炉的希冀。比如，对于中西文化“河东河西”之论，周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现代是“双文化时代”，把文化分为两个层次：地区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周先生说：现代文化是全世界各个地区传统文化的融合和升华，它是全人类的共同创造，是全世界“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

周有光先生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比如中国的儒家文化，先秦诸子的经典思想，每一个民族都可以热爱甚至崇拜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在现代，任何民族都无法离开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现代文化的产生，不等于传统文化的消灭。“河东河西”论是典型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是水平传播的“不变论”。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周先生还告诉我们，现代文化的出现，使民族文化的作用发生了变化。文明古国不得不考虑传统文化的价值。弘扬华夏文化，决不是提倡国粹主义。不能革新和发展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

四

读着周老的这本百年口述，我突然感到，他本身就是一部历史。作为读者，我的人生就包含在他的生命内部，我的个人史在某种意义上就由这个“他者”的个人史书写出来了，我们之间的关联是如此密切，不可分割。比如，我出生在1958年，正好是周先生等人推出汉语拼音方案的元年；我不可能直接了解自己年幼时的社会环境，周老的口述史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因为周先生所述的是他亲历的“信史”。他生命中经历的大事件，从“打麻雀”到“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与粮荒，文革和“牛棚”，“破四旧”与破天盖地的大字报，还有林彪“自我爆炸”、唐山大地震，编织了我所能真正理解的时空之网，恰好标明了我所降临的人世，是怎样一种已经预设好的“史无前例”的境遇。

而周老对未来的信心，恰恰是建立在长时段、大尺度和长远眼光基础上的。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他总是抱着顺应历史进化和达观的态度，充满了内在的激情。关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他曾对人说：“中国迟早要走这条路。人家说中国实现民主还需要30年，我说30年不算长。有人说，中国已经发展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水平了，慢了150年。慢了15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5000年也等过来了，不在乎这点了。”他看待天下大势，就是将世界与本土互为参照，使之彼此穿透，获得新的坐标。他说：“我为什么不悲观呢？用世界的眼光看，没有悲观的理由。假如是国家的眼光，可能是悲观。全球化很重要，全球化必须改变我们的眼光，我们要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周老在百年口述中引人注目的另一面。那就是他在这百年变化莫测历史中的“定力”，他所独具的人格魅力。无论是政治运动，战争灾祸，重大转折，还是自身转型中的种种变故，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他始终保持生命的底色，保持相当稳定的精神状态，对他长期形成的观念和价值，从不轻易改变而又有所灵活运用。正如资中筠先生说的，周老“完全超越了世俗的是非名利，宠辱不惊”，“周老已经彻底摆脱这一切，所以总能对自己的看法充满自信，面对种种荒谬之事，乃至涉及自己的无理与不公，都能付之一笑”。（见周有光：《我的人生故事》，资中筠“代序”，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10月）

作为百年的时代证人，同时又是参与者和观察者，周有光既是积极介入的，又是超然的。这部“百年口述”的叙述基调，是将热心肠和冷色调参合在一起。文革期间，周有光先生在宁夏平罗住“牛棚”，环境十分恶劣，水电和燃料十分匮乏，他的任务之一是烧炉子，对于像他这样年纪的人来说，仍是很繁重的活计，但他在口述中依然细致地描绘周围的环境，农民的生活状况，干活的程序和诀窍，说“我烧的这些煤钎石，烧了以后就把它一块块弄出来，弄得很好。有一次我还受到表扬，说我烧炉子没有灭，还省了许多煤”。他在种黄瓜和经济作物时，又想到了国际市场的行情，把它与厄瓜多尔的香蕉、以色列的农作物联系在一起，还经常思考宁夏这样一个艰苦地区的的经济发展问题。种完稻子之后，他居然还有心情研究芨芨草的特性和用途，观察大雁粪雨奇观，对大雁拉屎时的军事化、集体化程度做了详细的记录。无事可做的时候，带一本《新华字典》做字形分析，做音韵、偏旁和复合字研究，最后还幽默地说：“因为我用一本《新华字典》做材料、做研究，是不犯法的。”后来他把这样的研究材料整理成一本书，书名就叫《汉字声旁读音便查》。

翻阅这本还飘着书香的《逝年如水》，当我读到346页中这一段时，内心五味俱陈，最后不禁为之动容：

在平罗种田，我做的最困难的就是挑秧。秧是湿漉漉的，全是水。田埂很窄，大概只有五寸宽，有的地方还不到五寸，滑得不得了。没有办法穿鞋，因为都是泥巴。你穿了鞋，这个鞋就陷在泥里，没有办法走路，一定会跌跟斗。挑秧，要从田埂上走过去，挑到插秧的地方，这一段路是非常困难的。我做这个工作大概做了三个半天。走这个又软又滑的小田埂，要有技巧。走快了不行，否则没有踩稳，人到跌倒的，那就满身都是泥浆了，而且还会被骂。走得太慢了也不行，太慢了你的脚就粘住了。所以速度要掌握好，要一脚踩稳赶快往前迈，这样维持身体的平衡，不会跌倒。我呀，居然没有一次跌倒在田里。这件事呵，我到今天觉得还对自己非常满意。我那个时候已经65岁了，还能挑秧，在又滑又烂的小路上田埂上走。

在阅读周老“百年口述”的原始文本过程中，始终有喜悦、凝重和会意等诸多心情伴随着我。在这里，最大的感触是周老是个行知合一，同时具备思想和行动激情的人，也是将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结合得极为到位的人。当然，他身上的首要特质依然是“科学”，在书中我每每感到他对事物感知之精细，可以用“洞悉幽微“来形容。他从不忘记以事实、细节和数据来说话。记忆的凹槽之所以那么深刻，总是与记忆过程中的“用心”有关。对于七、八十年之前的人和事，他都能挑检出来，从幽昧不明之处移向阳光朗照之所，这完全得益于“所思”的深刻，或者“举一反三”之到位。

在周老那里，科学精神是骨骼，人文关怀是其内心景观。他的叙述又是那么从容，简直到了异常平静的地步，不能不使人发出一声喟叹。一般而言，最为自信的人，往往会表现得出奇的冷峻或平和。周先生在叙述个人史的过程中，确实有极其冷峻的一面，有时甚至会觉得不近人情。如他在“百年口述”中“不断的运动和改造”那一段，讲到五十年代上海滩不时有人跳楼自杀的情景，特别是那位副处长在开会前将外衣挂在衣架上，开会时却不见人，被发现打开窗户跳楼，脑袋摔碎，血肉模糊的叙述，几乎是将那种惊怖的情景再现了一次。但我们仔细一想，这只是一种真实的再现。那个时代的特异氛围，政治运动中的无情冷酷，怎能用一种温情脉脉的口吻去加以表述呢？而周老对底层百姓的生活，边缘人物的命运，亲属邻居中的小人物遭际，却充满了关怀、同情和施以援手的坚定。

我们在周老的口述中，看到了一种包容、宽厚和正义感，看到他性格中的另一面：不妥协，而又注意抗争的策略。在他身上，更多的是温和、温情和“温良恭俭让”的文人士大夫传统，尽管从根本上讲，他是个世界主义者，是个接受现代国际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 他从来就倡导躬行亲历，从来就不以激进为乐，从来就在历史的深处寻找因由和答案。他的个性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阅人无数而从不炫夸，与无数人共事而从不无端挑剔，经历无数事件却从不照搬经验，自以为是。他对世上万物永远有好奇心，对专业哪怕是自己最精专的汉语拼音和语言文字学，从来不以权威自居，也从不孤立地研究各种专业：从经济学、语言文字学到文化学。他的人格力量还在于能够严格检视自己的内心，承认自己在一些问题上没有很好把握尺度，甚至还有不少错失。本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一个百岁老人的本真与透彻，足以影响千百万人。

在我看来，周老的通脱，来自他长期独自开凿“精神隧洞”，一旦贯通之后的豁然开朗，更源于他对于心智、勇气和个人经验的完整熔铸。在痛苦思索人、社会和历史，特别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和变故之后，眼界和胸怀更为高远。他已经站在文明和世界整体性历史的高地来观察事物。他将普遍人性中最为宝贵的成分，加以淬炼和提纯，升华为精神之尖顶，指示着我们在跋涉途中寻找的新的目标，这正是他在“启蒙”工作中发出的最迷人的光芒。

同样是在《四个四重奏》（小吉丁）中，艾略特这样结束他的诗篇，借此我们可以向杰出的启蒙者周有光先生致意——

有了这种爱和这种召唤声在心间和耳边

我们不会停止探索

而我们探索的终端

将是我们启程的地点

我们生平第一次知道的地方。

穿过未知的、记忆中的大门

留待发现的世界最后的那块地方

就是我们过去的出发点；

在最长的河流的源头

隐蔽的瀑布声

苹果林里孩子的欢笑

这些欢笑声不被人们所知

因为人们没有去寻找

只是在海潮间隙的寂静里

听到，隐隐约约地听到。

啊，快，此地，此时，永远——

一种极其单纯的境界

（付的代价不比一切东西少）

当火舌绞成火结

烈火与玫瑰合二而一时

一切都会平安无事

世界万物也会平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