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黄金时代：北岛 马未都 严歌苓共忆八十年代

凤凰文化讯（徐鹏远报道） 11月16日，由斑马谷文化教育基金主办，联合阿拉善SEE协会、欧美同学会2005委员会、三联生活周刊、凤凰文化、匡时拍卖等机构一同发起的文化沙龙及诗歌音乐会“我们的黄金时代”在北京中国会所举行，北岛、严歌苓、顾长卫、马未都、萧大忠、许戈辉、张铁林、赵子琪、程琳等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出席。

成立于2014年11月的斑马谷文化教育基金，致力于经典文学与艺术的推广普及资助。2016 年斑马谷启动了的“诗歌季节”项目，在不同的受众群体中组织精品文化体验活动，倡导对经典文学与艺术的保护。“我们的黄金时代”即“诗歌季节”项目的年终总结性活动，以“文化沙龙+诗歌音乐会+慈善拍卖”的形式探讨经典文化与艺术对于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影响，同时资助阿拉善地区贫困儿童的文学艺术教育。

北岛（左）与马未都

北岛对谈马未都：那是一个极其饥渴的黄金时代

活动上，著名诗人北岛和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同台搭档，以“诗歌与我们的八十年代”为主题进行了一场即兴对谈。马未都的幽默和北岛的沉稳构成了反差鲜明的别样效果，不时掀起了全场的笑声和掌声，而他们所谈论的八十年代也勾起了在场嘉宾心中对于曾经的黄金时代的美好回忆。

马未都说自己小时候是不怎么读诗的，偶尔背两首唐诗宋词，剩下的就是革命诗歌，而北岛是已成青年之后做文学编辑时所仰望的诗人，那时还只能看印成铅字的诗篇。最让马未都记忆深刻的就是那首《回答》，其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两句此时此刻读起来内心还是会起鸡皮疙瘩。“快四十年了，尤其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社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诗的含义。”马未都说。

北岛说自己的好朋友李零说过，七十年代开花，八十年代结果，一切都酝酿在七十年代。而且朦胧诗和革命诗有关系，自己这一代人其实是受了革命诗人的影响。

关于黄金时代的理解，马未都说：“理想离我们越远，我们离它就越近。越可能实现的理想越不是理想，理想一定是不能实现的，但不因为不能实现就不去追求理想。这就是黄金时代。”他觉得自己这代人是非常幸运的，出生的时候战争没有了，随着这个国家从贫穷到富有，过程中的感受每个人都非常强烈；而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又是不一致的，包含了多种复杂内容，所受的教育还和现实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所以这一代人都比较坚强，这代人的黄金时代真的是让每个人都非常富有。

回忆起往事，马未都想起自己与诗人顾城的一次相遇。1981年11月，《中国青年报》举办了一场作品讨论会，讨论的诗歌就是顾城，小说就是马未都。那时的马未都觉得能进入这样的文学领域就是终身的梦想，“但不幸的是，十年以后我们就逃出来了。”

马未都说这代人处在一个非常动荡变革的时代，每个人年轻时都承受了所有可能承受的苦难。

北岛认为所谓黄金时代不过也就十几年的时间，七十年代末先从诗歌开始，然后是摄影、绘画、实验小说、第五代电影。非常可惜的是，1992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物质化时代。

马未都说，那时候的追求没有等级，胡同口的小流氓都谈论世界名著，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极其努力地向所有的文化靠近。“那是一个极其饥渴的时代，今天的人无法想象，也正因此那代人的吸收能力变得非常强，那个时代催生出的作品也都非常有力量。”

严歌苓（右）与李菁

严歌苓：中国知识分子最可怜的是从来都不自由

活动的第二个亮点是著名作家严歌苓在现场与《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菁进行的对谈。作为记者，李菁代表很多严歌苓的读者甚至影迷提出了几个问题。

当被问到作品中人物命运与历史联系的意识来源于哪里时，严歌苓回答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也可能是家庭给予的遗传。她说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历史，寄托的实际上是自己对自由的追求和反思甚至怀疑，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可怜的就是从来都不自由。

严歌苓把自己称作讲故事的人，她希望别人能够在听故事的同时能感受到她所写的中国文字的魅力。常年生活在国外的严歌苓，尤其珍视汉语言文字的魅力，她不想这门独特的语言和文字被任何人糟蹋。而且严歌苓喜欢观察人，而她的文字就是画笔，画下每个她观察到的人的肖像。“这也许就是导演喜欢挑我的作品的原因吧，因为影视总是希望更好看的故事和更鲜明的人物。并不是我的小说中有多少电影元素，或许只是前面一个人做了，后面的人就跟着做。但也不是每一个都做成了，毕竟文学作品中不能做成电影的部分，永远都属于文学。”

虽然作品被很多导演青睐，但严歌苓表示自己在写作时从来不去想改编电影的事，甚至刻意要写“抗拍”的小说。“《陆犯焉识》就是，不仅很难拍成电影，很多反思还是很敏感的。”

而对于黄金时代，严歌苓的理解是能够让自己过得非常丰富的年代就是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跟青春是有关的，诗意的，现在的生活没有留白了，没有留白就没有诗意。”

萧红“黄金时代”书信原件55万落锤

张铁林朗诵北岛诗作《歧路行》（第一章）

活动中，许戈辉和张铁林两位嘉宾还分别朗诵了北岛的诗作《时间的玫瑰》和《歧路行》（第一章），青年小提琴演奏家高参献上了精彩的现场演奏，纪录片导演魏时煜上台介绍了她耗时11年拍摄的崔健纪录片以及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萧红书信

现场的最后一波高潮来自慈善拍卖环节，北岛画作，姜文、张铁林、萧可佳书法作品都作为拍品贡献了一份公益力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拍品中有一封萧红1936年11月19日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信的手稿原件，正是在这封信中，萧红写下了“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一句。这封萧红书信最终以55万元人民币落锤，成为现场五件拍品中的最高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