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孙正义投资阿里回报率2900倍 合理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第二届国家发展论坛上发表演讲谈及政府是否可以参与投资创新活动时表示，政府投资创新活动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只能砸少数的项目，不可能全面去投。

他举例表示，孙正义当年投资阿里巴巴，回报率大概是2900倍。“孙正义什么都没做，就投了2000万美元进去了，结果2900倍的回报，合理吗？不合理。”不过姚洋表示，但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说是合理的，马云是成功了，但是没有成功的马云有多少呢？恐怕有3000个，只不过孙正义正好砸中了。这个是合理的，否则没人愿意投资了。

以下为发言实录：

姚洋：组委会要求我讲制度改革，后来我一想，总结我们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总结，我今天上午听了各位嘉宾的演讲之后，我想把这个主题稍微换一下，更多的不是来总结过去做对了什么，可能要展望一下我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十九大报告里头提出来，我们的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是我们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提法是非常新颖的，也非常有深意的。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新的矛盾的提法，我们怎么走下一步的改革？我在这里稍微回顾一下我们怎么成功的，然后我再讲一下我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刚才前面几位讲的情况我总结起来就是，我们过去三四十年里头，我们的政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在经济发展方面，我们政府发挥了非常多的作用。其实不仅是在改革开放这40年里头，我们倒回去，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后，这70年时间里头，我们政府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资本积累。前面我们演讲嘉宾也提到，蔡昉老师也提到，库尔革慢（音）这一批新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积累没有这么重要，有些国家也接受这个观点，不去搞资本积累，失败得一塌糊涂。比如说巴西的国民储蓄率只有15%，美国是18%到20%左右。巴西比美国的收入低那么多，你的储蓄率还那么多，能缩小和美国的差距吗？

中国在这70年里头做对的事情，归根结底一点，就是资本积累。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加速资本积累。我们前几十年牺牲了很多。90年代之后开始搞出口导向的模式，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进行资本积累。现在来看，我们这条路应该是走对了。上午的时候，我们蔡昉老师指出来，我们人口红利对国家的资本积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实际上不仅对中国的资本积累产生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世界的资本积累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一件事，参与全球化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一倍，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和印度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我们这些劳动力参与之后，全世界的价格水平都被压低了，全球化的成果都转化成了各国的积累，中国的积累当然是最多的。

我们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参与进去了，做了很多的事情。下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个人觉得，最大的转变，我们要做的，还是政府的转型。我们政府把太多的精力花在了生产上面，前40年可能是成功的，往后走，如果我们真是要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话，政府再把经济增长上面，恐怕我们是难以解决。刚才张燕生先生也讲到我们的创新问题，我们现在政府把很大精力转到创新上面，我们很多地方政府开始不让他们在银行里头借钱了，他们自己又开始想新的办法，披上了新的马夹，比如说引导基金，又要做企业的投资。

但是真正的这种创新是不是政府可以做的？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国发院有林毅夫老师和张燕生老师的争论，我自己认为是要看阶段，看在哪个地方，在沿海这些地方，在今天，张燕生老师刚才说到，我们现在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时候，政府是不是还需要做这些事情？你到了中西部地区，政府还能发挥作用，但是真正的创新由政府来做是不合适的。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孙正义当年投资阿里巴巴，后来的回报率是多少呢？大概是2900倍。2900倍的回报，这个回报合理吗？孙正义什么都没做，就投了2000万美元进去了，结果2900倍的回报，合理吗？不合理。但是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说是合理的，马云是成功了，但是没有成功的马云有多少呢？恐怕有3000个，只不过孙正义正好砸中了。这个是合理的，否则没人愿意投资了。政府去投资这种创新活动肯定是不可能的，因为政府只能砸少数的项目，不可能全面去投。

我们的创新是没有问题的，首先我们资金雄厚，我们搞出口加工业，也许大家看不起出口加工业，但是出口加工业毕竟给中国带来了海量的储蓄，今天这些储蓄是要起作用的。20年前，我到美国去，到一个朋友的化学的实验室里头，他给我拿出一个试管，说这里的试剂每一支2000元，当时我想我们不可能追上美国。但是今天我们有钱，我们可以做到。另一方面有人说我们的教育水平不行，我们的教育制度不行，我们把学生都给弄死了，从中学开始就是应试教育，没有创造力。最近网上在传一个帖子，叫做北大数学学院的黄金一代，2000级北大数院的黄金一代，他们就是应试教育出来的。从高中就是搞数学奥林匹克，全世界得奖，2000年到了北大之后，现在已经出来了，他们要改写几何方面数学的历史，这是我们国家的强项。

再想一想，日本本世纪以来有多少人得了诺贝尔奖？17个。日本的教育比中国还要严厉。我在中国做老师，学生都踊跃发言，挑战你。到日本去，没有一个学生敢提问题，但是他怕提错问题。但是日本已经有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17个人什么时候做的工作呢？绝大部分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刚好是中国现在。所以我觉得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真不需要政府给操心。政府去操心，恐怕这个事反倒是做不好，要有很多的浪费。

前面我听到易纲行长讲到政府的一些管理体制的转型，负面清单，我觉得非常振奋人心。这是我们过去十来年一直在推动的事情。最终我们看到，政府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我们刚才黄季焜老师也提到农业的，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政府你这个补贴，如果纯粹是为了保证粮食生产，你发现最终的结果并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政府要做什么呢？我觉得政府首先要转变观念，政府转型都说了20多年，为什么老做不成呢？我觉得要转变观念。转变什么观念呢？就是我们过去的观念基本上还是基于穷，中国穷，勒紧裤腰带也要赶上去。前30年我们勒紧裤腰带，到了后面30年，我们有各种手段让大家勒紧裤腰带。比方说我们的固定汇率政策，就是勒紧裤腰带的一种，就是补贴出口，我们少消费一点，多储蓄一点，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让大家勒紧裤腰带。我们穷，所以要勤劳致富。我们今天仍然是，今天是星期天，在发达国家不可想象，但是我们还坐在这儿讨论中国的问题。这是中国过去几十年进步的原动力，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这是中国的长项。但是未来，恐怕我们整个要转变思路，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倡适度的享受。我老说，不能老搞星期五的晚上还有三个活动要参加，我们大家都稍微停一停，适度享受一下。这个其实很难的，别看我说起来容易，要从勤劳致富转变为适度享受的观念是很难的。我每一次讲这个问题，下面会立即有人挑战，这怎么能增进我们的效率呢？什么是效率？效率就是经济增长。

什么叫适度享受呢？我觉得未来至少到2035年，我们的两个百年，第一个百年目标的中期目标，我们要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我们应该把环保搞起来，让我们的环境恢复到1980年代的水平。我们用17年的时间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是有希望的。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蓝天的数量明显的增加。当然了，这要花很多的钱。我在这里一定要支持黄季焜老师，我们农业，他没说，其实我们国家最污染的行业是农业，是最最污染的，我们明明看不见的污染，我们的水体都被污染了，我们再这么污染下去，人种都要变异了，是真的，这是有支持的，都是因为污染造成的。所以减少一点农业污染，我们在全球范围内谋划我们的水资源，这条路是绝对应该走的。

第二个问题是社保，现在有一种说法，把我们的个人账户变成名义的，就是现收现付的。我们60年代70年代这一批人是海量的，到20年以后，如果还是现收现付的话，我们的社保是绝对负担不起的。在我们有钱的时候应该补充我们的社保，把个人账户做实了，建立起养老的这些账户，建立养老基金，让我们老百姓自己去投资。这个工作的量也是非常大的，农村地区到现在都还没有养老保险。

第三个是城乡一体化，农村和城市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两个世界。我以前研究农村问题，研究农业问题，我发现农业问题都被黄老师研究光了。我觉得农村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是政治问题，整个社会瓦解掉了，没有公共服务。我们城乡一体化也说了将近20年的时间，但是基本上没有推进。在未来的17年的时间里头，我们能不能完成这个城乡一体化。

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整个的教育水平提高到12年。我们北大自己的调查，在农村地区，事实上最年轻的那一波人都没有完成初中教育。教育部已经提出来一个目标，要推进普通高中的教育，我们能不能用15年的时间普及高中教育，能不能把12年教育变成义务教育，等等。

我们未来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劳动力供给不足，而是劳动力质量不够，最终我们会被AI全部替代掉。这是我们面临的非常大的一个风险。提高我们年轻一代的教育水平，适应新的时代，恐怕是政府应该做的。

总而言之，我是想说，我们在过去的40年里，乃至过去70年里，政府是做得相当成功的。但是要保证政府在下一个15年、30年里头，做得更加成功，我们的政府的转型是必要的，谢谢大家。

注：根据嘉宾现场发言整理，未经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