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清启：海尔转型文化引发工业本体论转向

近日，国内玻璃企业投资美国的举动引发了中国工业未来布局的争议和思考，这个争议和思考叠加在全球工业4.0化进程中的中、日、美、欧未来工业布局的格局中，其共振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冲击到全球。工业4.0的转型升级到底是否可以改变中、日、美、欧四大工业板块现有的工业权重占比的格局？从这个转型进程中胜出的将是哪一个板块？它们又将采用什么样的转型方式才能保证自己的胜出？我们又应该如何从工业文化的维度看待全球工业的迁移与升级？新华网记者就此采访了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先生。

全球第五次工业迁移的核心不是低成本支配下的空间迁移

新华网：近日国内玻璃企业宣布到美国投资建厂的消息引发了全球工业布局格局变化的争议。美国正通过各种手段促使海外美国企业将制造环节搬回美国，并且鼓励全球企业到美国投资建厂，有舆论认为，在机器人取代人的趋势下，预计未来5至10年美国将会彻底结束大量外包和代工业务。此外，业界普遍认为，全球范围内已出现过四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而近年来新一轮的迁移速度似乎正在加快，迁移方向也开始有新的变化。您如何看待全球第五次工业迁移？

罗清启：中国玻璃企业投资美国是个个案，个人感觉此次海外投资不具备第五次工业迁移的根本特征。在机器可以实现对人的大规模替代即所谓转向下一代工业设施之后，全球对目前的工业分布产生了期待或者是某种工业向发达经济体回流的定论，也就是所谓工业再洲际化。第四次工业迁移造成了全球制造环节齐聚中国的局面，这是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向中国迁移单纯的制造环节的结果，但是，全球舆论还是机械化地理解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概念，中国目前世界工厂的地位不是全球制造环节的沙拉化的堆积，它已经产生了内生的工业竞争力。

中国工业地位的获得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两大全球主导力量分别向中国迁移工业力量，第二阶段是第四次工业迁移时几乎是所有发达国家向中国迁移工业生产设施。第三阶段是稍后于第四次工业迁移之后开始的全球供应链向中国迁移，以及这个迁移过程中所伴随的中国知识创新体系的建设与成长，此外，还有大规模的能源、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展现在全球的中国制造已经不是外资制造环节集聚的规模，这种单纯从制造环节的低成本去理解中国制造的观点是偏颇的，全球最大的需求，几乎是全球最低的能源、通信、物流和产业簇群的配套成本以及技术的创新成本是将全球制造环节固定在中国的关键。

从历史的长周期看，用工业革命的机器取代中国与印度等制造大国的人口是发达国家崛起的根本原因，有舆论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无灯工厂看成是发达经济体与中国竞争生产成本的主要方式，绝对化的一点，我们把中、日、美、欧四大工业力量抽象为四个无人的工厂的话，发达经济体的制造成本不会高于中国，那么被迁移到中国的制造环节会再一次回流，全球工业的制造布局会出现第四次工业迁移之后的最大规模的再平衡，这是一种单一因素主导下的假设。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工业制造设施就会变成装了轮子的车厢，它们会随着低成本区域的产生而来回摆渡。

个人感觉受低廉制造成本推动的前四次工业迁移的方式已经难以重演，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受低成本制造区吸引的工业迁移的步骤完全停止。工业迁移实际是一个垄断的知识体系在不同的空间的迁移，在不同的空间零售自己的过程，低成本的制造区是个永远的伴跑者。我们在奔跑的过程中应该经常思考自己所处的时代，物联网时代迎面而来，物联网时代是个人与机器都参与创新的时代，我们的工业体系要迎接巨量创新需求的挑战，国家知识体系对市场的支配开始褪色，大众创新的力量成为改变工业版图的决定性力量之一，因此说第五次工业迁移不是第四次工业迁移的低成本性迁移的延续，全球四大工业体系首先要思考的是让什么力量迁移到自己的体系中，而不是在成本空间中找机会。

发达经济体的管理仍处在本质主义的肆虐当中

新华网：在新近出版的《欧洲工业的未来：欧洲制造2030》中，欧洲相关机构提出了商业模式、产品与工艺创新等三大行动计划，在管理上开始面向敏捷管理。日本经济产业省为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出“制造+”战略，业界认为，只有将“制造+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融合发展才是根本之道，丰田在内部推行公司制。美国在推出自己的再工业化计划的同时其管理界在呼吁用去科层的方式来激发本国工业的活力。能给我们解析一下欧、日、美三大工业力量转型背后的管理转型吗？

罗清启：更正一个概念，没有单一的工业转型，也没有单一的管理转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工业的转型一定会伴随管理的转型，我们往往在理论舆论中看到不同的类型的管理方式的更新，其实，这些手段仅仅是些形而下的管理手段，并不是今天的时代所说的工业的网络化转型所伴随的管理转型，今天的管理所需要的是大的范式或者是管理本体论的总转型。

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所有文化特征实际都表现为一种存在主义的焦虑，神圣规范的解构，新的世俗规范的非神圣性让人产生了适范的焦虑，也就是社会范式转换后的不适而引起的焦虑，在当下发达经济体的工业领域也是如此。当然，发达经济体的工业还没有产生存在主义的焦虑，从现实的表现看，目前仍旧处在本质主义的肆虐当中，从管理历史的本质看，发达经济体组织管理的理性仍然是韦伯和钱德勒范式，任何的范式都是历史性范式，但是，发达经济体的工业把这种工业管理的组织理性当成了某种确定性的乃至某种超历史性的管理理性去解释和指导现实实践，这在物联网已经兵临城下的大环境下完全是南辕北辙。

回到欧洲的敏捷管理、日本的内部公司制和美国的去科层化，这只是在往昨日的工业理性上喷施润滑油而已，这也仅仅是些连转型的焦虑都没有产生的形而下的勤奋而已，欧洲、日本、美国在大工业领域实际上还没有开始根本的面向物联网的范式转型，物联网正在悄无声息地重建一个新的工业社会，发达经济体的管理在今天应该去创建戈多，而不是在等待戈多。

物联网最重要的作用是能重组不确定性的世界

新华网：在转型道路上急速前行的海尔最近发布了“诚信生态 共享平台”的企业精神和“人单合一 小微引爆”的企业作风，一个企业内部的文化举动却被认为是快速进入物联网时代的工业文化的新路标，这是为什么？英国管理理论界认为，像苹果、脸书、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并不是以他们的管理创新而著名，这些二十一世纪的企业巨头和二十世纪的其实非常相似，西方的工业文化仍被牛顿思维所主导，此类工业文化无法去应对复杂化、全球化和不确定性，而事实上海尔是全球第一个量子化的企业，它超越了旧有的工业文化，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全球工业转型背后的深层文化路径吗？

罗清启：在哲学上，寻找“何以可能”的根据是本体论的实质，工业的本体论也就是工业存在的“何以可能”的根据，也就是说支配工业运转的本质性的根据是什么。在仔细审视海尔的“诚信生态 共享平台”的企业精神和“人单合一 小微引爆”的企业作风时候，我们发现其工业文化具有三个最明显的特征：开放，共创，共享。我们会在未来意识到海尔的这个快速进入物联网时代的工业文化路标的意义，它经过十年多的探索已经矫健地从物质里将自己摆脱出来并获得独立的存在，它以物联网工业文化思想为对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物联网经济运动的逻辑。我们从现代工业史的维度看，这三个特征改变了现代工业自诞生到互联网阶阶段漫长过程的工业本体，工业从所有者的工业，到所有者和工业人的工业开始异变为主体更为开放的、社会化的工业，工业向社会敞开了大门，它正在变化为一种社会公共设施性质的形态。

海尔没有提出新的工业本体下的工业最终解，但是，却给出了走向答案的朝向：工业是谁的？工业是为了谁的？工业是怎么运作的？在传统工业本体支配下的工业存在着“形而上学”的缺陷，它割裂了工业与工业的世界，企图用组织理性的本质主义去高傲地支配与工业相应对的市场的普遍规律，海尔用新的工业本体把工业和工业的世界还给了工业自己，这是在物联网时代下对工业最好的解放方式。

我们再来审视一下我们的工业所面对的世界。互联网作为一种通信方式它到达了确定性的世界，并对这个世界进行了重组，其在全球范围内重组的结果是出现了庞大社交媒体和电商平台。不要从通信的广度的角度去理解物联网的冲击，物联网技术理论上可以连接任何东西，这是倒逼工业体系完全开放的关键性力量，物联网可以穿过确定性的世界，而到达不确定性（可能性）的世界，也就是说物联网可以对确定性的世界与不确定性的世界进行重组，这个两个世界的重组是决定未来工业体系形态的关键性力量，尤其重要的是那个不确定性的世界，这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不是我们漫天遍野的大数据呼喊，而是组织与这个世界建立的通信结构，当然在物联网时代组织的通信能力已经没有什么技术限制。

大数据在工业领域被当成了本体和图腾来崇拜，其实它根本不是本体，当然可以当成无知者的图腾。在石器时代稀缺的不是石头，是让石头变成石器的思想结构，在信息时代，稀缺的也不是信息，而是让信息变成行动的通信结构，物联网不是让物连上了网，而是让巨量的人和物成为创新的主体，被物联网连起来的人与物如何去借用某种组织基础设施不停地组织起来并组织着，这是新时代的组织特征，这也是海尔的工业文化所表征到的世界，所以，在信息时代，信息还没有大面积的蔓延它已经有点过时了，在一个时代发现并利用下一个时代才可能有的稀缺资源将是考验组织能否超越时代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