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讨论废死与否，但要讨论“死得有多快”
生命永为天地间最可贵，姗姗来迟的无罪判决对聂树斌已无意义，它只能安抚家人、警醒后世。
在聂案结果终于出炉后，废除死刑的讨论又一次卷土重来。但在当前中国讨论这一问题，只能是一地鸡毛。所以，在不讨论废死的语境下，有必要讨论“死得有多快”。聂案发生在“严打”时期。1995年4月27日，聂树斌死了；1995年3月15日，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判决聂树斌死刑，此时距离他的死期只有40天；1995年4月25日，河北高院复核死刑，距离死期2天。
神速执行死刑，和马拉松式昭雪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一审判决到死刑执行，司法效率惊人
“杀我也行，但程序上也太快了吧。”这是2010年，文强最后一次会见律师时所说的话。
审判和复核程序走得太快，有个明显危害：没有给新证据的出现留有空间，若日后发现冤案，不可能有实质性洗冤出现。
快速走完流程是严打时期的特例吗？不是。药家鑫案，从2011年5月20日二审维持原判，到6月7日执行死刑，一共十几天；郑筱萸案，2007年5月29日北京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7月10日执行死刑，从一审到杀头，不足两个月；“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案，终审开庭前，死刑执行车已经停放在门口，宣判仅2个小时后，执行死刑。
除此之外，林森浩案、福建南平屠童案，审判和复核的速度都大大超出法律界人士的预料。这种“中国速度”在其他领域，是很少见的。举以上这些案例，不是说这些案例都有问题，而是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为何要如此匆匆？
根据美国死刑信息中心(DPIC)的统计数据，美国死刑上诉平均耗时11年，而且这一数据在逐年增加，在佛罗里达州，这一数据接近20年。在一些没有废除死刑的先进国家，即使要用国家暴力杀死一个罪犯，也要花上漫长的等待，因为全世界没有比剥夺一个人生命更需要慎重的事。
如果10年、20年这种数据能在中国出现，1995年死亡的聂树斌，或许会遇见2005年出现的王书金（自供为聂案凶手），聂树斌或许就死不掉了。
然而，即使有这么快的速度，依然有人不满意。2010年，云南省人大代表任玲建议，在押死刑犯，二审复核时间不定，给监管带来很大隐患。因此，建议加快死刑犯二审复核速度。
杀人这件事，不必追求快
中国的死刑复核权，本应在1983年收回最高法，但因中央作出的“严打”决定，被无限期地下放给了地方高院，直至2007年1月1日。
被死刑错杀的呼格吉勒图，被死刑错杀的聂树斌，正是在死刑复核权下放之后产生的冤案。
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权。这是好事，因为死刑的执行日期相比于过去延长了，但这还不够。虽然报送到最高法复核的死刑案件，都已经过了两审，但低级错误时有发生。据《南方周末》报道，最高法某领导在中国法学会一次交流时曾介绍，2013年上报最高法的死刑复核案件中，需要进行证据补查的达到了39%。有些错误低级得让人难以置信：有的现场勘验笔录上的物证提取时间，居然比送检的时间还晚；有的提取物证时，记录的是一件蓝色薄毛衣，送检时写的是黑色夹克衫。
那么，如何能保证死刑复核也不出错呢？最有效的方式是：慎重慎重再慎重，等待等待再等待，尽可能让程序本身变得更加复杂。
针对中国国情和死刑复核现状，现提出4点意见。1，死刑复核，要重视律师的参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称，通过实证调研发现，死刑复核程序当中，绝大多数的案件并无辩护律师参与。据《财经》杂志调查，“律师找不到案件在哪里，找不到承办法官在哪里，不知该如何表达意见，直到家属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案子结束了。”案子结束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2，死刑复核阶段，最高检应该介入。检察院是控方，从一审开始，它就掌握着大量的证据，对案件最了解的是检察院。这种情况下，在最高法进行死刑复核时，让最高检介入，不是更有益于最高法作出正确的判断吗？检察机关对于所有的审判程序都应当享有检察权，而死刑复核其实正是一种审判程序。
3，死刑复核应该从书面审核彻底走向诉讼化。2016年9月，在“死刑复核收回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有很多学者建议“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应朝诉讼化方向推进，将其改造成三审程序。”这是正确的思路。死刑复核过程中，书面化审理，直接带来了内部性，外界无从监督。既然死刑复核是一个审判程序，自然应该有“控辩审”的三角关系。考虑到中国目前实行两审终审制，设第三审涉及修改宪法等问题，动静过大，很多法学院教授建议，可考虑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死刑复核纳入特别程序。
4，降低死刑复核的效率。目前，中国法律对于死刑复核期限尚无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死刑复核期限一般不会超过半年。这个效率还是太快了。既然最高法相关人手不足，压力又大，就应该降低死刑复核的效率。
以上四点，都是为了在死刑复核阶段，引入更多程序，引入更多制衡角色，让死刑复核“少杀慎杀”的目的能真正体现。如果在死刑复核过程中出现一点争议，即使让被告人把牢底坐穿，也不可错杀。
